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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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很难拿出大量的资金，筹建大批学校，招聘庞大的教师队伍来为他们服务。退一步说，即使城市有这种能力，将来外来农民工一旦减少，势必又会有大量学校空置，造成国家财产浪费。”他说，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民办教育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办学机制十分灵活。筹办一所公办学校，从论证、立项到报批，拿到资金开始盖学校，还得找教师，没有两三年下不来。民办学校就不一样了，筹资渠道多，教师网上招聘，随叫随到；没有校舍，可以租用工厂厂房。快的，三五个月一所学校就办起来了。蓝万兴认为，我国的民办教育还缺乏发展的好环境，虽然《民办教育法》已经出台，但各级政府还是不够重视，或者说是口头上重视，实际上并不重视。我们这么个大国办教育，让民间资本进入很重要。
近3年，深圳市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向全市民办中小学投入办学经费近30亿元。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68万，其中非户籍学生46万。全市25所民办中小学将89。2％的名额提供给了非户籍学生，共接纳了25万人。
1。2亿农民工，带着近2000万流动儿童走进城市，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政策的宽松，这个数量还会不断放大。他们受教育的状况的确没有理由不引起高度关注，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前途事关国家的未来。
在贫穷、隔阂和受歧视中长大的孩子，将来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来对待城市、城里人和我们这个社会？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每个城市都要碰到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对每个城市的一种考验。
天鹅总会展开翅膀
●雪小禅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闭幕，最佳女主角居然是84岁的金雅琴，半月之后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她再获殊荣，仍然是最佳女主角。记者采访她，她笑言自己，演了《我们俩》才知道怎么演戏，也许我真正的演员生涯80岁以后才开始。
我不禁笑了。老人的这种心态多么美妙啊。周围的人总是说自己老了，学东西太晚了，什么都记不住了，招聘会上，35岁以上的人基本就是中老年系列了，哪有她的豁达？
金雅琴是位老演员，演了一辈子戏，却没让人记住。84岁时，她在《我们俩》中扮演一位刁钻古怪的老太太，把房子租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和女孩子由开始的敌视变成祖孙般的亲情，非常感人，让人几次落泪。金雅琴拍这个戏很难，耳朵听不到，眼睛也看不清，什么时候开拍她甚至也不知道，于是她就让导演举一面小红旗，红旗一落下就开始演——片子一点点地拍出来了，老人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所有人。
这部戏之后，她才被人熟知欣赏。她也说，自己的演员生涯从80岁开始。
我总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总觉得在单位应该享受更好的待遇，在“80后”的那帮女孩子们面前倚老卖老，总嚷这儿疼那儿疼，和84岁的金雅琴比起来，我还是小孩子啊。连她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才刚开始，我怎么还敢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去年夏天，我就想报班学芭蕾舞，因为少年时一直特别崇拜那些跳芭蕾舞的女孩子，总想变成其中一只小天鹅。可是我到了学校，看到那期芭蕾舞班的学员，最大的只有15岁，我简直是羊群里的一只骆驼，还不让人笑死？买好的鞋和衣服都放到了箱子里。
但现在我想去了。
周日去报名，教芭蕾舞的女孩子问我，“你要学？真是你吗？”
她大概没有见过30岁的女人还学什么芭蕾舞，我笑着点点头说：“是我，就是我。”这次我没有羞愧没有脸红，我就是要学芭蕾舞。
她们开始的不理解和嘲笑，最后变成了敬佩，我一不为上台演出，二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己心中的那份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十多天之后，当我能站起来似一只小天鹅时，我幸福地笑了。
我愿意开始学自己想学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那双天鹅的翅膀，会为我特意展开……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3
特别的赞美
●李碧华
结婚将近十年了还常想起丈夫之外的另一个男人，说起来有点想入非非的不应该。但仔细地自我检讨，我想的是和他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又不是他那个人，根本谈不上心灵走私，心里也就抛开罪恶感了。
事实上，我没有半点虚假。那天在信义路上碰到他，我还特意绕了大半个圈子避免打招呼。对他，随便打招呼其实很多余。
之所以难忘那件与他有关的往事，实在是因为他一个不经意的心意与话语，竟改变了我的一生。到现在，他还不知道。
那是个落雨的午夜，我加班后返家。弱不禁风的我和一辆年迈失修的小车一起奔驰在福和桥上。突然“砰”的一声，我的小车被后面疾驶而来的大车撞得东倒西歪。车已半毁，人已吓瘫；雨，嘀嗒个没完没了。
是个微醺半醉的男人，一点点酒意，让他的声音透着松软温柔。恨透了酒鬼的我居然马上原谅了他，因为他下车奔过来准备营救与道歉的速度太快，快到我认定他绝对是个不闪避、能扛下责任的正人君子。
可以想象的，就是他没有任何迟疑地带我离开现场，送我回家，知悉我并无大碍后，留了一张名片。
小事一桩啦！人平安就好，那车早该功成身退了，不用太心疼。
第二天，天一放晴，我忘却昨夜的倒霉，心情像阳光般准备把文案漂亮地写出来。上了楼梯，一眼瞧见我桌上那盆鲜花。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而该庆祝的任何好事在近半年内不曾发生过一件。
署名是……哦，原来是那个撞我车的冒失鬼。其实，那真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小到我不想费一丝力气去处理它，就算这辈子未曾有男人送过花，我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藉由“交通意外”来完成这一次。
冒失鬼显然想要经由我俩进一步的深交来表达歉意，并获得宽恕。松花之后一个星期五，他执意来“约”我。我的妈呀！穿条破牛仔裤上车被载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的我，放眼一看，共有五男五女盛装端着香槟等我。那冒失鬼也没有特别介绍我是谁，只在坐定后跟我说，五男五女都是知己好友，他邀我来是因为：“想听一听意外中能保持镇定，意外后又保持善意的特别的女人说话。”
他告诉我，出入上流社会俱乐部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眼前所见的女子哪一个不是名门闺秀？可是，那个雨夜的意外相识，竟令他分秒无法忘怀：“你实在非常特别。”
一个三十八岁、毫无姿色的女子获得他如此真心且日复一日、益发热烈的赞美，只因我未违本性地不在乎？或是不拘小节地我行我素？
那以后的半年，我随他参加了无数令我内心冲击、生命丰富、无关风月的聚会，根本不必去深究他已婚或未婚，彼此只是用心去抓紧两个人如磁铁般互吸的那点由衷的相惜。
他甚至还带我回家见他父母，简单地介绍：“这辈子庆幸遇见的知己。”
相处相约的那一年，我深记他对我“特别”的慧眼赏识，以至于往后的每一个日子，即使他后来奉派外调，两人已完全没有联络，我都没忘记发扬他口中的“特别女孩”的特别，而让自己增添了无可言喻的自信及只有自己才能觉察出的前所未有的魅力。
凭着这股自信与魅力，我一年后遇见且捡到最后捡到的“大石头”老公。
冒失鬼，谢谢你那句特别的赞美，促成我特别的后半生。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43
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
●梁培宽 口述 ○李菁 整理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要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 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进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兄弟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情”；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与入世
父亲从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到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 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方面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恼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在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 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人手。 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 ，因此必须由农村人手。所以父亲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1927年父亲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爆竹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