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六卷全)_毛泽东选集第六-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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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4＇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

　　（1965年11月25日）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搞了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2＇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什么细菌武器的秘密，也是日本的教授揭露的。可能那些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好一点。我们跟蒋介石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三矢计划”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由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在日本众议院揭露的一项秘密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是一九六三年日本“防卫厅”经过周密策划后秘密制定的。这个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三方军队共同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战。同时在日本国内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制定“战时立法”，以镇压爱国民主力量。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1937年6月5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