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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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前后，此项针对3000余人的“种族卫生”工作已告终结。在此项工作实施过程中，纳粹卫生当局的施政重点已从混血种人转向被他们视作第二个劣等种族的吉普赛人，逼迫他们在立即离开德国和迅即接受强制绝育手术之间选择其一。以后，同样的打击的锋芒又指向具有一半甚至1 ／4 犹太人血统的德国居民。
大战初期的节节胜利，使得纳粹德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行政管理专家和卫生界负责人，也随着他们的元首而得意忘形，从而着手制定一项令所有被征服或占领国家的民族充当奴隶并且逐渐消亡的隐密性种族灭绝计划一高效率、大规模的强制绝育。为此，数以百计的纳粹医生、教授、专家甚至护士，在行政管理专家的通力合作下，相继提出了几十种绝育方法，十余种实施方案，并且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布亨瓦尔特、达豪等十多个大型集中营内对数以万计的犹太、吉普赛囚犯、因从事抵抗运动而被捕的政治犯和男女战俘进行了残酷的手术试验，造成他们大量死亡或者终身残疾、终身不育。仅仅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旅队长。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一个人就曾给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的700 多个犹太和吉普赛女因进行过严重摧残其健康的绝育手术，至少造成其中1 ／3 死亡。另一个恶魔医生霍斯特·舒曼在1942年秋至1945年3 月，几乎每周都要给30—60个犹太或吉普赛少女甚至10岁以下女孩实施惨绝人寰的单侧或双侧卵巢爱克斯光超高强度照射手术，目的就是寻求一种高效率的绝育方法。此举致使上百名女孩当场死亡。“死亡天使”尤塞夫·门格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在实施绝育手术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不曾发明新的绝育方法，却积极执行德国法本和拜尔两家大型化学企业的委托，给3000—6000名集中营女因注射了这两家公司新推出的未经临床实验的绝育药剂，其中许多人因此死亡或致残。此外，德国国内的不少处决中心也兼具实施强制绝育手术的功能，许多医生和护士都接受过实施绝育手术的系统培训。在这些中心被实行强制绝育的德国人和其它国家的受害者，多达数千人。
此外，被实施强制绝育的对象还包括在德国从事强制劳动的欧洲各国的女性劳工，首当其冲的是被纳粹德国视为最危险敌国的苏联和波兰妇女。无论妊娠时间长短，她们都必须接受风险很大的人工流产手术。为此，即使出现手术后死亡，纳粹医生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据德国《明镜》周刊2001年第31期公布的最新研究资料，1934年1 月至1945年4 月，纳粹德国医务人员对40万属于“无生存价值”或“劣等种族”男女实施了强制绝育手术，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是妇女。直到1970年，上述40万人中还有6 万多人健在。
纳粹医学界为希特勒之流制定的绝育计划十分庞大，除开日尔曼血统和极少数欧洲国家的卖国贼集团外，其他民族均有可能被列人需要进行绝育手术的范围内。假如纳粹德国真的占领并统治了整个欧洲，将有2 ——3 亿人成为绝育手术的受害对象，而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纳粹政权将使用数以万计的专职绝育医生。
应当指出，强制绝育并非纳粹德国的专利，早在纳粹上台之前的1929年，丹麦议会就通过了强制绝育法，并加以实施；比纳粹德国稍晚，瑞典、芬兰、冰岛和挪威也分别实施了强制绝育法。而且，即使在纳粹德国灭亡后很久，北欧国家仍旧推行强制绝育法。然而，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强制绝育尽管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却没有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只有在纳粹德国，强制绝育才畸形膨胀到种族灭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T—4行动——大屠杀的前奏和预演
纳粹分子的屠刀首先指向的目标，并非犹太人，而是被希特勒称之为“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即精神病人和其他难以治愈的重病人，如结核病人、残疾人。这当然首先是指德国人中的重病人和残疾人。对重残病人的大屠杀，是头号战犯希特勒亲自下令加以部署的：1939年9 月19日，亦即入侵波兰之战爆发不久，希特勒召见了帝国元首府办公厅主任菲利普·比勒和党卫军卫生部门负责人卡尔·勃兰特、莱奥纳多·康蒂，向他们下达了消灭全国重残病人的命令，近期内至少要杀掉一半。
他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重残病人都是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而他们长期难以治愈，徒然占据着大批病床，造成许多光荣负伤的战士得不到及时医治，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所有重残病人均应消灭掉。至于消灭上述病人的手段，康蒂主张使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希特勒则坚持使用毒气，结果是两手并用；反正是贯彻了无痛死亡的‘安乐死“原则。
卡尔·勃兰特和菲利普·比勒是希特勒直接任命的执行“安乐死”计划的最高全权代表。他们负责编制行动纲领、讨论重大问题、经常向希特勒汇报情况，并接受和迅速贯彻他的指示。但是，此2 人并未参加灭绝残疾人计划的日常工作，儿童和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具体负责人是维克托·布拉克，他的正式官职是纳粹德国元首府办公厅第二办公室主任。实施灭绝残疾人计划的办事机构如下：中央办公室，由格哈德·勃恩博士负责（194 年夏天后，由迪特利希·阿勒斯负责）；医学办公室，由维尔纳·海德博士负责（1941年12月以后，由保罗·尼彻博士负责）；行政办公室，主任由格哈德·勃恩兼任（194 年夏天后由弗里德里希·蒂尔曼负责）
；中央财务办公室，由维利·施奈德负责（194 年3 月后，由弗利茨·施米德尔负责；1942年四月后，由弗里德里希·罗伦特负责）；运输办公室，由莱因霍尔德·福尔贝格负责，副手为格哈德·希勃特；人事办公室，由弗里德里希·豪斯和阿诺德·奥尔斯负责；监察员办公室，由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负责。其中，前三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均为全国有名的专家教授。上述负责人中的一部分曾作为美军军事法庭举行的医生审判案的主犯出庭受审，如卡尔·勃兰特、维克托·布拉克，且均被处以死刑c 保罗·尼彻在民主德国举行的另一个审判案中被判处死刑，维尔纳·海德则被缺席判处死刑。总之，上述各个官员均已成为够格的战犯。
纳粹党和帝国卫生部门的负责人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元首的命令。经过月余的拼搏，思想已经完全纳粹化的医学专家、法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以及教授们，炮制出一套系统地、主要依靠医疗单位消灭重残病人的计划。由于该计划是在柏林市动物园大街（Strasse Tiengarden）4 号的一座别墅中拟订的，为保密起见，该计划的代号简称为T —4 计划，具体执行该计划的护士被称为T 一4 护士。消灭重残病人的刑场，由原来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儿科诊所等略加改造即成，主要是要修建若干间可导人毒气的“浴室”和培训一批掌握用医疗手段杀人技术的医生护士。同年12月，由玛丽娅·阿萍捷、葆琳·克奈斯勒等二三十名未婚男女护士组成的首批T —4 护士经过秘密宣誓后，开始接受培训，至多数周以后即上岗操作。至于实施“安乐死‘的场所，纳粹卫生部门连忙将4 个过去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先后改造为专门以毒气和医疗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的机构——它们的名字是格拉芬奈克。佐恩施泰因、勃兰登堡、哈尔特海姆（1940年以后，格拉芬奈克和勃兰登堡停止运行，分别由新成立的哈达马尔和贝恩堡取而代之。）这些以杀人害命为专职的医院、疗养院和精神病院，在纳粹的秘密文件中被称为”处决中心“。不久，全国各地的重残病人均接到地方当局的通知：为使他们的身体尽快痊愈，国家决定对他们进行集中治疗。须于指定期限内到指定医院报道并住院治疗。在这些医院和疗养院里，陪同病人的亲友得到医生们耐心、细致的住院咨询，病人则被一群年轻、热情、善解人意的女护士搀扶着或用车推人医疗条件优越的病房。看到这一切，亲友们还有什么可放心不下的事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病人的生命从此只能以小时计算了。大多数病人，在人院后的一周内就得到了”治疗“：他们或是在”人浴“时，吸人致命的气体倒下毙命；或是被女护士喂饭后，腹部绞痛而死；或是经美貌的女护士温存地劝说下，接受了注射、灌肠、洗胃、穿刺等常规治疗后”意外“身亡。对有些病人，特别是那些不肯合作的病人，纳粹医生和护士，往往采取逐步消减营养的办法，最后将病人生生地饿死。其他病人的性命，至多延续了数月后，也无不遭受同样的下场。总之，病人的亲属们在接到住院单位的死亡通知后，再也没能见到病人一面，不但尸体，连骨灰也往往不是本人的。不仅成年人，就是儿童，也同样必须接受类似的”治疗“。开始，当局只要求3 岁之内的残疾儿童接受”治疗“；不久，必须接受”治疗“的儿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到17岁。
为了杀害残疾儿童，纳粹当局竞建立了22家儿童“安乐死”诊所：柏林市立医院、柏林温兹勒医生诊所、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和考夫布伦医院、勃兰登堡一戈登医院、慕尼黑郊区的埃格尔芬一哈尔医院、艾尔特维尔附近的艾希贝格医院、汉堡的朗根霍恩医院、汉堡的罗森伯格索尔特医院、伊德斯膝附近的卡尔门霍夫医院、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莱比锡的多森医院、卢勒堡医院、梅舍里茨一奥布拉沃尔医院、卡塞尔附近的涅德玛尔斯堡医院、施维林附近的萨斯森堡医院、施塔德特罗达医院、斯图加特市立儿童医院、乌施茨普林格医院、海德堡附近的维斯罗希医院、沃尔德尼尔医院、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在杀人的手段方面，儿童处决中心同成人处决中心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纳粹医生和护士在杀害儿童时，从未使用过毒气，而只使用注射毒剂、毒剂灌肠、过量抽取脊髓、喂给过量麻醉剂和含有毒素的食物等医疗、护理手段；而杀害成人时则两者并用，且使用毒气的概率更高。大约有五六十名纳粹医生（其中至少有4 名女医生）参与了组织杀害儿童的罪恶行动计划甚至直接下手杀害残疾J ［童，从而堕落为可耻的纳粹战犯。
起初，必须接受“治疗”的还只是德国居民；后来，随着纳粹占领区的不断扩大，被占领国的重残病人也必须接受“治疗”。再往后，就是那些被赶到德国作苦工的外国人，只要身患上述疾病，也必须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1939—1941年不到2 年时间内，至少有十万名重残病人，包括近万名儿童在处决中心内惨遭杀害。
加上波兰、苏联、捷克等国的受害者，死亡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医生护士，当然都是够格的战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境外，都受到过严正审判和应有的惩罚。在德国的哈达玛尔和勃兰登堡两个处决中心审判案中，有数十名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被判处死刑或徒刑。哈达马尔有4 名罪恶累累的纳粹医生，每个人都曾通过注射毒药杀害过1000多名病人；罪行最为严重的女性是哈达玛尔中心的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珀，经她布置杀害或她亲手杀害的病人估计为500 人左右，她被判处25年的重刑；另一个T —4 护士保琳·克奈丝勒被判刑15年，她亲手杀害的德国、波兰、俄罗斯病人高达150 余人。创直接杀人记录的女杀手大概是勃兰登堡中心的T —4 护士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她用饭食中掺人毒药、注射毒液和灌肠液中掺人毒剂的手法，足足杀死了220 多个病人。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来，那时德国早已废除了死刑。另外一名长期逍遥法外的T 一4 护士是玛丽娅·阿平捷。她可以算是T —4 护士的元老。由于六大处决中心的犯罪事实，只有哈达马尔一家在战争结束不久即为盟军获悉，其工作人员遭到审判。而其他5 个处决中心的罪恶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盟国执法人员抓住足够的证据，不曾在哈达马尔供职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在T —4 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式各样的纳粹医生。从事这一勾当的数百名医生中，既有老资格的专家教授，也有刚刚走出医科大学校门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忠实信徒，或者是纳粹党员，或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团员，或者是德国医师联盟，或者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