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立志书籍-第2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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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
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
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
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
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
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
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
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
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银子的
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
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
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
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
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
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
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
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
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
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
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
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　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
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
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　000斤肉，4　937
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
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
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　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　937
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
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　000米
棉布要122。2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
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
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
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　000个鸡蛋，
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让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
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
的5倍！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　000斤要10。5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
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1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
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
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
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
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
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
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
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
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
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
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
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
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
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
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
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　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
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
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
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
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
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
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
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
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
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
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
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
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
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
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
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
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
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
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
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
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
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
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
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
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
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
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
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
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
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
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
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
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
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
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
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
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
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
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
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
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
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
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
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
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
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