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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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官方发布的数字，仅看一下能数得过来的损失，就可见一斑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起诉书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曾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就“内人党”冤案于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说：“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而民间的“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当时我在乌兰察布盟GY县中学工作。我是这场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年12月6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县委大礼堂开大会。　
　　礼堂的前门脸上挂的是“宽严大会”的会标。一会儿，县军管的首脑腾有几宣布：今天是宽严大会，也是挖“内人党”的动员大会。话音刚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声中，原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等6人，每个人都被迫低头、弯腰、喷气式由两个革命派同志一人揪着一只胳膊再用另一只手分别压着他们的左右肩，六个人在十二个人的押送下鱼贯出场。此时的口号声响天震地，声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内人党”，真正的阶级敌人，群众的情绪很是激愤。　
　　宣布完这6个人的罪行，不断有人上台批判声讨。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这时又押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广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认识他。这么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内人党”？！这太可怕了！押上来的孟克没有低头、弯腰，还是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装。他被当场宣布因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并立马给他戴上了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他成了今天被从宽的样板。　
　　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常言道”“俗话说”都将失去意义。我似乎看到那台血水四溢、泛着白骨的绞肉机在步步向我逼近。　
　　那时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师，儿子两岁半。　
　　从12月6日下午至12月7日晚为“务虚阶段”。说是在等待“内人党”自觉登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难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过来的。这时在校内已形成了强大的挖“内人党”攻势，各类标语口号都直指“内人党”。到处可见巨幅口号：“内人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7日下午，全体教职员工都迅速、主动地贴着各自的大字标语。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假作镇静地努力参与着。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读着敦促“内人党”投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内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内人党”分子，在我校的“内人党”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汉族；有男的，有女的……　
　　晚上7点整按组集合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敦促“内人党”自首投降。一直没有一个人自首投降，但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肃组长点我的名字并大叫：“不要装模作样了，老实交代你的问题！”“站起来，站到中间去！”虽然我有思想准备，但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愕然、吃惊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严就这样被剥得精光。我好像被裸体放在了展台上，无处躲，无处藏。羞辱，愤怒，可怜巴巴的无奈。质问声、勒令声响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马上转变了态度与平时判若两人。火力越来越猛，从开始的“说清楚”逐步升级到“必须交代”，勒令、怒斥，一会儿又升级到人格侮辱和谩骂。　
　　挖肃组长：交代你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加入了“内人党！”　
　　我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　
　　我是蒙古人，但我决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拿出你不是“内人党”的证明！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无法拿出证据。　
　　轮番批斗、审问，狂呼口号说要打掉反革命气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个踢子放在祭坛前的猪羊，瞪着可怜的双眼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还谈何气焰。辱骂、恫吓直到凌晨。工、军宣队的队员一起都来了。由工宣队s指导员出面宣布了对我的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学生押送我回家。他们推搡着，工宣队W队长、S指导员紧跟在后。我暗想，这是去取行李。到家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来抄家的，持棍棒者动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开我家纸顶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号手电筒东照西照，大声地呵斥着。他们将我床上的铺垫掀开时将我两岁多的儿子惊醒，孩子被吓得大声地嚎叫要妈妈。　
　　抄家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很扫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抱着儿子，儿子又睡了。他们宣布抄家结束；我请求我要带儿子一起坐牢。工宣队s指导员马上转过身来从我怀中夺过孩子扔在床上，并厉声勒令我：走！同时将我强行推出门外。孩子在我身后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学生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将我押到校内原来的播音室，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门窗全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15瓦的灯泡。昏暗、阴冷、霉味。　
　　第二天8点，工、军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动员让我自己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是众口对我一人，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12月8日一早我就开始了“喷气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弯成90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举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并交代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一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夜晚会休息，10点过了，12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叫“喷气式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马上休息。　
　　他们是三班制。轮流值班的除两名女老师外，还有红卫兵学生、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已经是第四个昼夜了。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已陷在一个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在老百姓中第一个抓我。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奶。从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来了月经，血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棉裤的两条裤腿成了硬壳。在大学时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无冰期的陆上训练，其中有些练习基本上和“喷气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丈夫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自己的亲人，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内人党’。”我看见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轮班看我的红卫兵小将是我教过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这次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小宁，厕所在操场的东北角上，离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宁是个胖乎乎的老实孩子，她母亲在县医院工作，是一位很热心的东北老太太，我们认识。小宁突然对我说：“我妈让转告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外面已经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不能，说我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后来才知道，在下午的会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一定要稳准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开始将看押我的人马全部换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学生，我没有教过。这些人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　
　　据说，在这次军管会的会议上，学校的运动受到了批评。说来也就是，全县第一个揪的老百姓“内人党”，居然能始终抗拒不交代，下一步运动怎么搞？据说，这次会上县军管会首领魏政委向中学的各路头头摊出了关于我的底牌，并下了死令：“哈斯格尔勒绝对是‘内人党’，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关起门来打狗绝不会错。”　
　　看守们全换成了新面孔，武斗也升了级。揪头发，扇嘴巴，用拳头打后枕部（因为是低头弯腰状态），用大头鞋踢小腿，将本来就向后翘着的两只胳膊再使劲向上提，这叫“燕别翅”，工宣队s指导员亲自上阵，将我“别着翅”的手再使劲向里掰，说这叫“吃猪蹄”。还有“冷静思考”和“热情招待”：先将你拉到外面雪地里冻，冻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里，让你紧挨着烧得快红的铁火炉站立，并且头要向着火炉上方。我真担心我会跌倒在烧红的火炉上面，因为我已经是在摇摇晃晃中勉强站着，不断地出现间断性的意识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里，有时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或是在深深的谷底，上面的一切都是旋转状向我压来；又好像身处在农村长满荆棘的田头小路上，还清清楚楚听到围在我身边的那几只狰狞的恶犬，不断地向我狂吠。真的，我当时确实听见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里，又总觉得我的儿子在我的身后不断地哭叫着，不断地拉扯着我的衣服。这时我已经不会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们对我动武，我马上头脑就清醒些。我那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死？触电？菜园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没有刀。吞金，没有金。我满脑子全是各种死亡的构图。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是为了死亡。　
　　后来他们对我降低了要求，说我是一般成员，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回到人民中来；说我没有发展成员，也用不着揭发别人。显然这是欺骗，因为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后抓的那几个人，有几个都指认是我发展了他们。同时还拿来了一本黄颜色纸的32开的小册子，说这是全县已挖出的“内人党”分子名单，共27人。好笑，里面居然有人指认我是他们的发展人，说只要我在那上面指认一个是我的“内人党”发展人就行了。我拒绝了，还是唯一的那句话：“我不是‘内人党’。”　
　　对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脚踢、辱骂、继续“车轮战”。工宣队队长，是一位煤矿工人，嗓音带有磁性，说话流里流气，在我的记忆中他只会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今天他亲自出马，又一次读了那段语录，大声勒令我交代，见我没反应，就冲上来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视着我。他一只手紧紧的提着我，又唾液四溅地狂吼：　
　　老实交代你的“内人党”问题！　
　　我说：我不是。　
　　他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我说：把证据拿出来。　
　　他说：现在是等你主动交代，立功赎罪。到时候我们会拿出证据。　
　　我强令他放开手，他还真的放开了手。　
　　他说：还有5分钟12点（夜里），给你5分钟时间好好想想；不交代12点整就枪毙。　
　　我当时对“枪毙”一词是深信不疑的，几天来我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点人性的东西。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和审问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我是全县老百姓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在被揪出来的人中态度又极其不好，一直顽抗；我也得知了外面有人被打死，我对我自己活着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现实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经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当时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始终挣扎在人间的最底层。父母生养了我，并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让我念完了大学。我原本要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无法实现了，连养育之恩都不能报了……　
　　工宣队长说：5分钟到了，你何去何从？　
　　“你枪毙了我，也不是‘内人党’。”　
　　工宣队长又一次将我从胸部提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