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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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宣队长说：5分钟到了，你何去何从？　
　　“你枪毙了我，也不是‘内人党’。”　
　　工宣队长又一次将我从胸部提拉起来，那副狰狞的面孔离我那么近，细长的眼睛都变大了，涨红着脸，咬着牙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两个大嘴巴。　
　　我当时只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两眼不断地冒着金星，一切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我渐渐听清楚了，几个人在七嘴八舌说我在装死。我努力睁开了眼睛，在天旋地转中我寻找着打我的人，满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课桌上有一个外壳是孔眼铁皮的热水瓶。我企图抄起热水瓶去砸那个队长。哪里有我的行动自由？早有人大叫一声将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气势好像要将我一口吞下，或是两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着双手，大步走来走去，边咆哮着：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最后一句话竟是：“再给你5分钟！”　
　　“5分钟也不要了。我绝不是‘内人党’！我告诉你们：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一个大好人！”　
　　工宣队长又一次饿虎扑食般地将我揪住，左右开弓打耳光……此后几天的事情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有人见过我去厕所，见的人后来说：绝不敢认那就是我：头肿得很大，形状和颜色更像一个大番瓜，目光呆滞；两个人架着，趔趄着移动着脚步……第二天工宣队队长在教工“内人党”学习班上不无炫耀的恶狠狠地说：“连个小小的黄毛丫头都拿不下来，笑话！让她嚣张，我一次打了她十六个嘴巴，不是也彻底老实了吗？这就是不老实的榜样！”　
　　再后来又是怎么打的？怎么站的？谁动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还有被褥。看守看见我醒来了，也没有人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再勒令我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认罪。这时有人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看，现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认什么了？　
　　几十年后，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个原该中学的女学生，寒暄过后，她特别详细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一一如实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经系统都有问题，只是我这个人不太在乎，不会轻易趴下。她看着我，笑了笑，犹豫了一下说：“老师，搞‘内人党’时，搞你搞到第九昼夜时值班的有我一个，不过我先声明我绝对没有打过你。”我有些愕然，这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参与搞我“内人党”的那么多人中，敢于承认事实，当面说出真相的人。她紧接着说：“老师，我真佩服你的坚强，同学们也都佩服你的为人和骨气。最后几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开始胡说。总是反复说：小玮回家（注：小玮是我儿子，当时只有两岁多）……往哪儿拉我呀？枪毙我也是好人！但当工、军宣队审问时，只要问是不是‘内人党’，都坚决说：不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文不对题地胡说。后来人家就不再问‘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了，而只强调时间、地点、人。你的回答居然是1942年（注：我的出生年），这当然不行。反反复复，问来问去，突然他们就宣布说承认了。那种状态下，话都不会说了，能承认啥？”　
　　“那么认罪书？……”我久久搞不清，是谁替我写了“认罪书”。　
　　学生说：是工宣队W队长写的。你当时既不会正常说话，更不会写字了。工宣队W队长自告奋勇说：“我替她写吧，让她休息。”短短的一页东西，前后又都是套话，十分钟不到就写好了。那个队长真流氓，因为你不会写字了，只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杨白劳那样按的手印。　
　　我“承认”了，我承认了真好，不挨武斗了，不用“车轮战”了。但有时，不知道是他们高兴了，还是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我还得低头弯腰“喷气式”。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态度始终不好，还没有交代罪恶，因此还是一直关押着。　
　　不要说夜里，白天就出现幻视，幻听。反反复复叨叨的就是我的儿子。不知是恻隐还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儿子领来了。儿子真懂事，让来就来，让走就走，一点也不哭闹。我估计在他那小小的心眼儿里早已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还是在“车轮战”期间，不知是哪位好心的老师做了点饭菜，放在饭盒里让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给我送来，有半尺深的雪，儿子是怎么走来的？从宿舍到关我的黑屋足有200米的距离。我听到了是我儿…子在喊我，突然工宣队W队长一边大喊“去”一边一脚踢开了门，门正好是向外开，门口的两个小台阶比门口大不了多少，儿子惊恐中被门一撞就滚下了台阶，饭菜全撒了。　
　　现在好了，能不时地见到儿子了。儿子的到来无疑对我是一剂最佳良药，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有一天一大早来通知说，一会儿去参加“宽严大会”。马上工宣队W队长进来严厉警告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我仍然是由几个人押送着去了会场——学生大食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坐在最后。一会儿宣布“宽严大会”开始。只见我丈夫走上了主席台，他要做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开始了发言，用他那略带南方调的普通话说，“我现在讲一讲，我是怎样加入的‘内人党’和如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我目瞪口呆，我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当他说到他是怎样受了我的骗，上了我的贼船时，我突然抑制不住，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被吓坏了？是胆小？是自卫？还是习惯？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看见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放弃直立行走，而马上顺从地像狗一样爬行，并且按着主人的意图去表演一切时，我鄙视。　
　　后来我才清楚，工、军宣队给他自由和宽大的条件是彻底揭发我，和我划清界限；他按着工、军宣队的意图，毫无羞色地承认，是我发展他加入了“内人党”。他的出卖和背叛对我的伤害是致命的，比工、军宣队，比无产阶级的铁拳还要厉害！　
　　我被抓起来时还只有26岁，1964年大学毕业。没有亲历过认真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是红旗下出生，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没有怀疑过；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向来也没有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对存在的一切向来不会提出什么怀疑和意见。　
　　26岁的我，已成了重度伤残。除了肉体上的伤残及病痛外，更要命的是整个人完全处于麻木状态：大脑，思想，心灵，也包括灵魂。　
　　单独在黑屋里隔离关了43天，放我回家是因为我的孩子已病得生命垂危。而且当时军管还有令：任何医院不得收治“内人党”及其家属。儿子能活下来是偶遇一位好心医生冒险伸出了援手紧急施救，儿子才得以逃生。救命之恩，感激终生。　
　　白天还必须参加继续交代和揭发“内人党”问题的“学习班”，让我参加的是重点人特殊管理小“学习班”，依然没有任何自由。这种情况一直到1969年5月7日，我又一次心脏出问题并伴随扁桃体化脓，我住进了包头市二医院。等我病好转出院后，回到家里，整个形势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已经给一些人平反了，但是不包括我。　
　　有一天，我前夫回包头市看望他父母，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绿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比32开本略小，我翻开一看，顿时我目瞪口呆，天旋地转，这竟然是他揭发我的提纲？光是提纲就有8页！？这时的我呆呆地瘫坐在那里，已经无力再愤怒、无力伤心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还是强制自己平静下来看了一遍这篇追命的提纲。他把凡是他知道的有关我和我娘家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真实的事情都写上了，这些事情当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活动，却都在后面生硬地加了一个“内人党”尾巴，比如说，我曾于1963年暑假去巴盟探望过我的表姐，就在这个真实的事情后面，他却能编造说，这是我专程去那里发展“内人党”组织。他的所谓揭发材料几乎全是这样构成的。这样的揭发是最具杀伤力的。　
　　看过“提纲”后，我又开始神志恍惚。彻夜无眠，一大早我请一个学生帮忙把我的行李搬到了一个空房子里，从此我彻底离开了那个倒霉的家，离开了那个革命的男人。　
　　我最亲的亲人——丈夫在我大难临头之际背叛了我、出卖了我，我孤立无助到了极点。　
　　这场噩梦，它给我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26岁我就成了重残，整整10年我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学习，工作。也是这场运动给我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留下了无法改变的伤残和病痛，永远夺去了他的健康和幸福，并且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亲。　
　　然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只是整个冤案中的七十万分之一；我只是伤残者中的十几万分之一。　
　　下面是几个盟市的统计数字（根据内蒙党委落办文件和阿拉腾德力海编著的《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一书）。　
　　这里的“盟”的级别等于其他省的“地区”，但人口要少得多。当时整个蒙古族人口大约是130万。　
　　1．锡林郭勒盟挖“内人党”打死、逼死1863人。　
　　2．伊克昭盟打“内人党”15万人，占当时74万人口的21％。打死1260人。打伤5016人。打残2322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739人。　
　　3．乌兰察布盟打死1686人，伤8628人，残4650人。　
　　4．巴彦淖尔盟挖8415人，死363人，重残3608人。　
　　5．哲里木盟挖48500人，死3900人，伤残14000人。　
　　6．呼伦贝尔盟挖47500人，关押14329人，死2307人。　
　　这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是6个盟的数字，就已达11379人。显然这里没有包括阿拉善盟，昭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死亡人数。　
　　这里统计的伤残人数，也只是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和哲里木盟4个盟的数字，就已达38224人。　
　　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内蒙古军区，各盟军分区打死、打残的人数。光一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就打死10人，一个省军区有多少个部？内蒙古军区打“乌兰夫反党集团”235人，挖“内人党”3567人。军区机关挖“内人党”：司令部160人；政治部195人（死亡率10/195），后勤部217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调查“五．一六”·袁光强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是其中较为离奇的一件。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根本不知道“五·一六”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许多人连它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竟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遭受残酷的迫害。　
　　“文革”期间笔者从新华社借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担任北京记者组组长，较早发现“五·一六”的反革命活动，并组织力量对它进行过一两个月的全面调查，比较了解情况。据我了解，“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当清查“五·一六”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时，它早已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将我了解的情况记述如下：　
　　　
　　初见攻击周总理传单　
　　　
　　1967年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大字报，在金水桥附近看到一些红红绿绿的传单。我顺手拣起几张，一看标题就吓了一跳，原来都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下方都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此之前，北京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等大标语及大字报，名曰“反击二月逆流黑干将”，却没有见过公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我认为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分子所为，是明显的反革命行径，是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便急忙把传单带回记者站。我负责的北京记者组有30多名记者，分散在各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及一些工厂企业采访文革情况，当天也有记者送来内容相同的传单。我把这些传单拿到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志那里（徐是从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岗位上借调来的，他是我在第三野战军时期的老战友），请他及时上送中央文革，并同他一起研究如何对此进行调查。我判断这个极“左”面目明显的组织可能出自某个高校，就提出先让大学生通讯员去高校摸摸情况。徐学增同意我的意见。要我去找负责领导通讯员的唐荧同志商量。　
　　1967年六七月间从北京各高等院校抽调20多名学生组成的通讯员组，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