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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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甫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实际上，文汇报并不存在“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因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破格以非党人士担任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团长，3月27日出国，5月9日才回国。浦熙修作为人大代表，于4月15日去黑龙江考察，5月20日方回京，整理材料一个星期，27日才到报社工作。罗隆基6月3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开世界和平理事会去了。即使他们三个人要在《文汇报》搞一个右派系统，时间也不允许。因为6月8日，反右号角就吹响了。　
　　那么，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是如何产生的呢？据徐铸成回忆：“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威力极大。首先，把浦熙修与罗隆基炸翻在地。浦熙修与罗隆基有很深的情愫，相识已逾十载，曾经议论过婚嫁，但遭到浦的家人一致反对（包括浦的妹夫彭德怀），也就只得将事搁置，但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保持着相当的交往。这些个人隐私、这些情感上的纠葛，如果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五十年前，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把个人隐私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其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其次，《文汇报》揪出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既然是一个“系统”，那就不是一两个人。在反右运动中，《文汇报》编辑部共有6名编委及15名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分子。再次，《文汇报》成为各个单位反右斗争的样板。当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影响巨大。既然毛泽东说文汇报有一个右派系统，那么，在反右运动中，各个单位纷纷效法，不管大小都要揪出个“右派系统”来。后来，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与这有直接的关系。　
　　　
　　“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如果说，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反复宣传与动员，人们对整风运动还有思想准备的话，那么，整风的突然转为反右，很多的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都感到突然。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全党的思想，讲清反右运动的方针政策，就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在该社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反右斗争的主要对象，他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一是论述了反右斗争合理性。既然出现“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那么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就是必要的，理所当然的。二是明确了反右运动的主要对象，把斗争矛头对准民主党派，特别是对准民盟与农工党。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有如下评论：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这是今天的认识。　
　　在50年前，毛泽东的话就是真理，谁也不敢怀疑。于是，反右运动中，民主党派成了重灾区，被打得落花流水，大批的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党的统一战线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运动开始后，很多人被当作右派遭到批判、围剿，火越烧越旺。但不少被斥为右派的人并不服气，甚至有些未被打成右派的人也质疑反右斗争的合理性。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马为之辩护，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言者无罪”的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曾经许诺：在整风期间实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而反右斗争恰恰是以言定罪，因此，许多人感到困惑：中央文件到底算不算数？　
　　对此，毛泽东做了如下的辩解：“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如今，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了50年，当年揭发右派的材料也进行了反复的核实，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参加大鸣大放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有现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因而“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由整风转向反右的问题。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然而，从6月8日起，运动突然转向，由整风转向反右。许多人对此产生了疑问，有人称为“钓鱼”，也有人称作“引蛇出洞”。　
　　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地指出：“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毛泽东这段文字非常重要，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文中所说的“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实际上就是反右斗争的“引蛇出洞”的阶段。5月8日是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起点，其标志就是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并在报纸上发表其言论。6月7日，“引蛇出洞”阶段结束，第二天，中共中央下达《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斗争进入反击阶段。二是“共产党看出了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1957年的5月8日之前，现在有关反右斗争的论著所引用的右派“反动言论”都还没有出笼。但毛泽东早就“料到”了“右派”会猖狂进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决定在开始公开鸣放的同时就实施“引蛇出洞”的策略。三是毛泽东指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的这些作法，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这就是说，实施“引蛇出洞”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四是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指出不是“阴谋”，是“阳谋”。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反右本来就是整风的题中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整风是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整顿党风；又可以用来打击右派。如何使两者统一起来呢？办法就是开门整风、“大鸣大放”；一方面通过大鸣大放，“内外夹攻”，造成一种压力，一种氛围，以利于党的整风；另一方面通过“大鸣大放”，“诱敌深入”，“引蛇出洞”，然后将右派一网打尽。　
　　　
　　“宽大为怀，不予办罪”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还对右派的性质及对右派的处理做了说明。　
　　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对右派的定性愈来愈严重。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开始由一般性右派的提法转向资产阶级右派。在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概念，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此后，无论是报刊，还是党内文件，普遍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场阶级斗争”。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我认为，对右派的错误定性是导致反右扩大化最关键的原因。如果把右派视为人民的范畴，既使划得多一些也问题不大，因为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反右运动的开始阶段，中央并没有为右派定性，人们则普遍把右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视为人民中的右翼，因而觉得划得多一些也无妨；后来中央突然将右派确定成敌人，而各单位已经划定的右派又不能随之改正，于是直接导致了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还谈到对右派的处理。他指出：对于右派，“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运动后期对绝大多数右派都没有“办罪”，当然也就无需“办罪”的程序：对所谓“右派言论”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核实，不允许本人申辩；在定性时既没有经过严格的手续，更没有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有的甚至没有经过正式会议的讨论、正式的批准和上级机关的审查。一切必要的程序都轻易地取消了，极其轻率地处理了55万人，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类降职降级；五类免于处分。在实际操作中，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学生开除学籍，公职人员开除公职，领导免去职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对右派没有“办罪”，但“右派”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右派分子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右派没有“办罪”，但没有“办罪”比“办罪”更惨。如果“办罪”，判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