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读论语-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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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儒家启蒙主义（2）
我所谓的儒家启蒙主义，也正是从这个脉络而来。由“看不见的手”所导引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即使真存在的话，也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游戏规则。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多多少少也归结于在人家社会里的君子比较多、成为社会的主导。比如卡内基、盖茨、巴菲特，都把自己一生所得捐献给社会，用以促进别人的幸福，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满足。西方文化培养了这样的君子。而我们的文化中，则造就了大量的小人。这当然并不是说西方社会的人都是君子，中国社会的人都是小人。每个社会都有道德高尚之士，每个社会也都有大量的罪犯。但是，一个社会为君子所主导还是为小人所主导，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这样的差异还是判然可分的。对此，我在书中也举出了若干见证。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从各个阶层的行为中，也都能获得类似的见证。所以，我们真要希望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自由社会，就必须满足这种社会的先决条件，培养君子的“德”与“仁”。
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们肯定会攻击我在诋毁中国文化。其实，是他们背叛了孔子。孔子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有极强的批判精神的人。他如果活在今天，他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恐怕远比我要强烈。认真读一下《论语》就明白：这一切原本都在他的预言之中。他早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如果以政府的敕令和刑罚来进行统治，老百姓会谨慎小心、躲开麻烦，但同时都丧失了耻辱之心。如果以德来引导人向善，以礼来约束人的行为，老百姓不仅知道耻辱，而且知道自我改善。孔子身后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如果这样的政治秩序没有导致现今的无耻社会，那只能说孔子错了。
以我们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也只能说：这一切被孔子不幸言中。他的伟大，正在于这两千多年前的预见。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要求我们回到孔子的原点，推动一场儒家的启蒙。
如上所述，儒家启蒙主义，有赖于把孔子的学说和英国启蒙主义传统相衔接，培育和发展我们社会中的“德”与“仁”，即“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s）和“社会情感”（socialaffections）。我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德”与“仁”的培育和发展，必须基于面对面的小社区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亲情和纽带，以及同舟共济的一体感。
在我看来，回归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精神有两个过程，一是体制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政府要从社会中退出。这种退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表现为给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更大的自由。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起飞。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摆脱我们失败的历史。要知道，明末以来，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在自由度上与今天相比并不逊色，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所有这些都未能避免日后的失败。要突破我们历史的局限，就必须再往前走一步，给基层社会共同体以更大的自治权利，比如农村基层选举的展开，城市内拥有房产的业主的社区自治，工会和各种行业协会的自由组合，等等，都将刺激共同体的成长。这样，各种大大小小的基层共同体，就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构筑起对个人权利的第一保护层，对外可以集体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对内可以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会能力，培养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的责任和情感。
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获得，而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他们本质是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钱穆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属于保守派或激进派之中的佼佼者。但如我书中要分析的，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他对西方民主和中国传统不相融的判断，也早已被东亚民主化的进程所否定。而鲁迅对老百姓的冷血，更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
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正如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现代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户以来一系列知识分子把眼光转向民间。比如日本国学派大师本居宣长，强烈推动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独立。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虽然到了彻头彻尾地激进，对孔子却几乎不置一点微辞。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文化背离了孔子的精神。这和上面所提到的孔子的预言，也基本是一致的。本居宣长自称“小人”，着力从民间挖掘小人之德。后来明治年间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则认定“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和上层社会已经不存。他于是走遍偏远的农村，试图记录和保存这种精神。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年前的一次矿难中，井底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这位幸存的同事最后把帽子转交给了他的妻子。妻子拿到帽子，见上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另有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把客死异乡的同乡带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薛涌，2006：23…28。）这里的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那里哪里还找得到？毕竟中国社会很大很深，官僚机构和国家权力即使不断侵入，也有鞭长莫及之处，所以这种小共同体内同舟共济的道德情操，才在最基层幸以保存。我在对《论语》的逐章评论与研究中反复指出，孔子及其门徒的许多言论，都是旨在保持小共同体内的亲情和道德规范。这是常常为历来的孔子研究者所忽略的，也是我所谓的儒家启蒙的最可贵的精神资源。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儒家的“大”和“小”
人们历来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描述儒家的入世精神风格。但是，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儒者，其关怀应该是由“家事”而及于“天下事”呢？还是由“天下事”而及于“家事”？是由“小”及“大”？还是由“大”及“小”？
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根本上转化了儒家的“天下”观念。回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当儒家传统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秩序中展开后，儒家的主流就着眼于“大”，注重于“天下”，并常常忘了“小”。更重要的是，在儒家的“修、齐、治、平”或“家、国、天下”的序列中，根本就没有社会基层共同体这个概念，没有村的概念，没有自己所生活的社区的概念。欧洲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从对patria这种小到一个村子的社区的忠诚开始的。孔子所提出的“兴灭国”中的“国”，其实也包含了千人以下的小共同体。但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迅速形成，“国”的含义转化了，儒家被这种政治秩序扭曲了，再没有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共同体。“家、国、天下”的序列实际上体现了基层社会的破产。这种基层社会的破产，腐蚀着我们的文明的根基。
科举制度建立后，读书人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官僚机器。当这批精英进入官僚体系内以后，他们能做的最低的官位基本上就是县官。县官和其他官位一样，必须严格按照回避制度来任命，至少要离家乡一定的里程以外。这种制度设计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防止腐败，而是保证这些县官和自己所生长的地方社会无任何联系。他们到外乡代表国家权力统治地方社会，任期一般在三年（越到后来任期越短），没有机会和时间发展出对所统治的社会的基本知识，更难以与之建立感情纽带、形成共同利益；甚至因为方言之故，语言也不通，很难服务于地方社会。相反，他们是作为掠夺者的身份出现，使命是把地方社会的经济资源汲取上来转运到中央。
当然，这些人卸任回乡后，常常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地方利益”说话。但是，他们此时的权力资源，仍然来自于在官场中的关系，官僚制度所赋予他们的政治特权，而绝非地方社会对他们的爱戴和支持。所以，这些人有强烈的城居倾向，以求接近权力中心，很少留在农村。这一趋势，在江南地区格外明显。（YongXue：246…300。）他们所谓的服务于地方，其实多是服务于自己，即运用自己的地位从官府获得好处，欺压当地百姓。地方社会并无控制和约束他们行为的力量。
在这样一个“事业格式”（careerpattern）中，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以天下为己任”，不会把建设自己所生长的社区作为人生使命。当现代学者以“知识分子”的概念来发挥这样的士大夫精神时，又很容易创造一种幻相，使人们觉得真有那么一种只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或者天下兴亡，而彻底超脱于个人利益的“知识分子”存在。风流所及，在现代中国史上就出现了许多生活得远比老百姓优越，却一天到晚觉得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的精神贵族。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地方社会就更加被忽视。最近二十年，甚至在传统派中还生出一种“中国文化不足以救中国，但足以救世界”的说法，其使命感离地方社会越来越远。其实，这不过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胜任对社会基本的职责，有了挫折感后幻想着统治世界的病症而已。他们需要的是进行心理治疗，不值得在这里细论。不过，这种人的存在，这种论调的流行，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走到了怎样的绝境。
而在现代世界成功的国家，多是建立在强劲的、充满活力的地方社会的基础上。看看最近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布什都是在受了常青藤的精英教育后，回乡扎根，从草根崛起，最后成为国家的领袖。如今总统大选中风头正劲的奥巴马，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当了大学教授，然后成为地方社区的组织者（munityorganizer），在地方选举中崛起，成为全国的政治明星。跳过在地方社会的经验和业绩，在美国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民选政治家。这里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讲的，美国政治权力的重心在基层，“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这一点，在西方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时就表现得非常清楚。比如，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崛起的工商阶层，有许多出身卑微。他们在超越地方社会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成为最早的“世界公民”。但是，他们马上意识到，即使他们统治了世界贸易，也必须扎根于地方社会，以获得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他们在思想上也对启蒙学者们所反复强调的“社会情操”极其认同。于是，他们用在海外贸易的利润，购买国内土地。这种投资的回报比贸易要少一半。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购买土地本身，而是运用这些土地改造地方社会，使自己从社会的边缘变成主流的“绅士”，获得与其财富相应的政治地位。为此，这些商人成立了农业研究小组，学习最新的农业技术，亲自面试招募佃户，手把手地教佃户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当时的“农业革命”，并大量捐献于当地的慈善事业。这种“实用启蒙”（practicalEnlightenment）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的贸易行为并不仅仅增进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实质性地改善社会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正是如此，他们中有些人成为了地方的领袖，被选入国会，登上了全国政治的舞台。可见地方社会的力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多么重要。（DavidHancock：279…347。）这一启蒙主义的实际面向，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但正是这一传统，深深塑造了当今的西方社会。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其实也是地方社会中的这种道德情操。所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是由“小”及“大”，从面对面的社会中人与人彼此之间的道德承担，探索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社会基层共同体的自立、自足、免于外来权力的干预之精神，本是儒家的根基。
儒家的入世精神，首先在于积极参与基层的公共事务、解决具体的问题、创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