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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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赠人以书
　　
　　沈登恩随身带来了许多远景所出好书，一古脑儿地送给我这个“远景的朋友”。
　　远景推出的每本书都包含着沈登恩的出版理念，也几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比如鹿桥的《人子》。当这部小说于1975年在台湾《联合报》开始连载的第二天，胼手胝足初创远景的沈登恩便敏锐地觉察到了此作的价值，想方设法找到鹿桥的电话和他谈出单行本。这位以《未央歌》在台湾红极一时的旅美作家一听对方是无名小社，故意夸口其稿费跟海明威一样高，你们付不起。当时鹿桥的稿费标准是一字一台币，《人子》约计15万字，而沈登恩创办远景总共投资不过30万台币。结果沈登恩二话不说，通过银行贷款，当天就把稿费悉数汇给鹿桥，签下了《人子》的出版合同。后来台湾有七家出版社找到鹿桥，得知已被沈登恩捷足先登而扼腕长叹。《人子》至今已重印二十多次，创办不到一年的远景出版一炮走红，成为不可抹煞的存在。
　　说到传奇般的出版轶事和经营理念，尤其说到跻身出版界的得意之作，沈登恩显得意气飞扬，妙语连珠。“办出版就跟办报纸一样，最好抢独家，先人一步，成功几率就高。”“出版社的成功在于它的风格，不在于规模大小。远景最大的特色，是出版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很少被市场所左右。”我想这不仅是他的经验，而且是他这么多年来始终坚守的信条。
　　在远景出版的书目中，有七十多本林行止（林山木）的著作。林行止的著作近年在大陆影响日大，这背后有沈登恩的努力。早在1975年，沈登恩偶然在香港得到林行止的第一本结集作品《英伦采风》，从此成为林行止的固定读者。当时《信报》还不能空运台湾，他就托朋友每周给他寄《信报》上林行止的社论“政经短评”剪报。由于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常常批评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书在台湾一直被禁止出版。沈登恩心爱林行止的著述，决心冲破禁忌，为此向“上头”展开游说：“其实，他是爱你才批评你。”几经争取，远景公司终于1989年抢得先机，率先在台湾推出“林行止作品集”，立即受到台湾读者的极大欢迎。2000年，沈登恩带着林行止的几十种著作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诚恳地说：“我是想帮祖国大陆打开一扇窗。”如今，这扇窗已经洞开，林行止著作在大陆读者中很受欢迎。
　　沈登恩对我谈了林行止不少趣闻逸事。譬如：林行止年轻时在金庸的《明报》工作，和女友首次约会，本来说好去看电影，到了约会时间他却先带着女友去报馆交社论再去影院；从周一至周五，他躲在家里闭门不出，埋头读书写作，早睡早起——凌晨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他离开金庸报馆自创《信报》以来，一贯低调，很少召集手下开会，偶尔去办公室都是“偷偷摸摸”的，以致不少报馆职员甚至不认识老板。沈登恩坦陈自己对林行止的钦佩之心，说，他平时也给《信报》写稿，林行止所开稿酬为数不菲，但他从不领取，时间一到便让酬金自动退还林行止账户，而他独保存林行止别具一格的签名支票。他专门让我欣赏了林行止签名的一张面额上万港币的支票，“林山木”三字龙飞凤舞，如林像山。
　　围绕出书写作天南地北的闲谈中，我问及沈登恩是如何在我单位搬家的情况下找到我这无名草寇的电话酌。他笑而不答。后来，我从《信报》林行止的一篇题为《江东子弟之卧虎藏龙》的文章；提到沈登恩在香港看了电影《卧虎藏龙》盾，马上奔赴大陆，在茫无头绪之下寻找《卧虎藏龙》原著作者王度庐的后人购买版权，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我想，这个故事可以为许多似我这样的不解之谜揭开答案。
　　沈登恩说：“给作家出书就是交朋友。”他告诉我，他和林行止成为经常互发传真道晚安的朋友，也正是从出书开始的。这类朋友中还有李敖和金庸。
　　
　　推动李敖重返“江湖”
　　
　　关于沈登恩和李敖的交往，我还在和远景正式签约前就已从李敖的有关回忆知道些许。
　　李敖于1976年底出狱，做丁两年半的冬卧隐居“蛰龙”后，“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李敖语）三顾其门，他就是沈登恩。当时基于政治考虑，沈登思的构想是重版李敖两本当年未被查禁的书——《胡遗研究》和《胡适评传》。李敖却说：“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这个“在出版界反应一流的人”立刻赞成，于是两人便秘密筹划出版事宜。沈登恩找来苏宗显为李敖秘密拍照，再由黄金钟设计封面，梁正居封面摄影。末了，沈登恩又想了个点子，请李敖在扉页来段夫子自道的题辞。李敖也不推辞，一气呵成那个有名的“牛皮式”广告：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
　　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沈登恩看后，拍案叫绝，又请李敖写篇全书简介，李敖再次命笔：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
　　“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
　　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
　　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四十一岁了，盼他重
　　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
　　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
　　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
　　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沈登恩极为欣赏李敖写的广告文字，认为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李敖在这方面得心应手，可谓千古独步。
　　正如李敖所言：“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并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销家。”在出书前夜，沈登恩找到好友、《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密告自己要为李敖出书，明日就可上市。见地过人的高信疆对李敖也慕名已久，恳请沈登恩延后一日发书，使他有机会说动《中国时报》“余老板”配合宣传。最后，在《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的默许下，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在副刊版大幅刊出李敖的《快看》，还派人专访李敖，于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首次图文并茂地大胆介绍从牢狱出来后的李敖，反响极大，台湾岛内奔走相告：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的李敖，以震天动地的方式复出了！
　　后来，李敖在其回忆录有云：“（1979年）复出后最风光的四件事是出书、上报、结婚和离婚。出书是由远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动，上报是由《中国时报》高信疆邀写专栏……”
　　
　　呼吁为金庸武侠小说“解禁”，首倡“金学”
　　
　　远景出版的“金学研究丛书”多达30种，每本书的封底，都有沈登恩亲撰的广告词：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
　　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
　　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
　　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段话，道出了世界众多华人读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普遍感受。金庸的武侠小说已被尊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瑰宝。无论达官贵人抑或平民百姓，不管是学者教授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老人还是妇幼，从中华大地到欧美加拿大，金庸迷遍及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照小说家倪匡的说法，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作为在台湾第一位正式印行金庸武侠小说，继而率先提出“金学”的人，沈登恩以他独到的眼光和勇气，在台湾文化界、出版界大出风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金庸的武侠小说即开始风靡港澳，但因种种原因，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除个别得自地下渠道者，几乎不知其名。沈登恩清楚记得：他是1975年初，从香港朋友手里得到一套《射雕英雄传》的，一天一夜工夫就把全书看完了，脑海里全是黄药师、黄蓉、洪七公、郭靖、周伯通、欧阳锋等人的影子，好像跟许多的侠客英豪把臂而游。接着他又想法弄到了几部偷偷流进台湾来的金庸小说狂读。他感到金庸笔下的世界实在太精彩太浩瀚了，那些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有时孤傲得像“一任群芳妒”的梅，有时孤寂得像荒漠里的野鹤，有时悱恻得像一卷唐诗，有时义烈得像一册史记，直让他叹为观止，辗转难眠。
　　喜欢金庸小说何止沈登恩。据说，蒋经国有次在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曾作国民党总统的严家淦，也派人找民间盗版的《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病中还念念不忘金庸小说。沈登恩从香港、澳门、新加坡的朋友那里得知，在港澳和新加坡的地铁、渡轮上以及巴士、电车中，不少人的手上都有一部金庸小说。刚办远景不久的沈登恩奇怪；怎么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四下打听，才知台湾当局一直视金庸为“左派”而将其所有小说列入“查禁目录”。而颇值玩味的是，时任国民党“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底下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沈登恩坐不住了，拿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先和金庸签下出版合同，接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之议。
　　在游说当局时，他向“新闻局长”宋楚瑜作过一个精到的说理：明末期间，在《水浒》争议甚大并遭主流文化禁忌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却大胆地把其文学价值拿来和《庄子》《史记》相比，这种超卓见解和胆量，当时吓倒了许多读书人。不仅如此，这位怪杰还摆脱当时“诲盗”的道德批评，亲授此书给10岁之子，让儿子知道此书的好处，其曰：“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费尽周折，沈登恩终于在1979年9月得到“上峰”的一纸公文，言“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金庸从此在台湾有了出头之日。
　　在沈登恩为解禁金庸小说而努力时，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围绕金庸小说的解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因为沈登恩曾向《联合报》总编辑张作锦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当优先通知他。因此，他在1979年9月6日一获知解禁事宜，马上电告张作锦。张作锦请他即刻到《联合报》商谈，决定让金庸的《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9月7日上午，也就是《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头天，《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气急败坏地来远景找沈登恩，相告老友：若输掉金庸这场仗，时报老板余纪忠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沈登恩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好胜心极强的高信疆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沈登恩。沈登恩实在没有理由拒绝老朋友，何况，能让台湾的中国人多一些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杰出的小说家其人其作，正是他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就答应下来。
　　沈登恩“笑傲江湖”，争取解禁金庸小说进而率先引进出版，犹如一颗炸弹响彻在台湾文化、出版界的天空。另一位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的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曾如是评价彼时的沈登恩：“沈登恩人很年轻，个子并不高大，故台北文化界朋友称他为‘小巨人’。”
　　当金庸热在全球华文读者中持续升温之际，沈登恩深知自己印行《金庸作品集》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供人消遣，他也希望世人不要仅仅把金庸的小说当作纯娱乐、消遣的快餐。使他高兴的是，不仅屡有读者反映渐次看出金庸小说的“不简单”，而且一些学者、评论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