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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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翻译重要性，在工作中要力求忠实，而不是放弃“忠实”的标准。这从哲学上来说，又是一个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
翻译的语言变化是与期待视野中的受众群体紧密联系的。就后期翻译所普遍采用的白话翻译而言，“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并不“现代”，但“引车卖浆之徒”的口语可以被借用来有效地说出“现代”，因为，如果被盲说的“现代”并不能输送给“大众”，它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现代汉语的缔造和倡导者们将“文盲文”革命性地替换为“白话文”的用意，并非要以“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去做书面语，而是要让它成为“引车卖浆之徒”也能看懂的书面语。“明白晓畅”的白话翻译方法是直译与意译两派的妥协与共识，当这种方法逐渐被更多的翻译者和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必然会影响汉语的书面语表达方式，最突出的影响是汉语的书面语逐渐被“欧化”。
我过去理解汉语的“欧化”总是从贬意上去理解，总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学术界有许多学者提到这个词恐怕也会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在分析思想影响时提到“西化”一样。但仔细想一想，放在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想一想，生活在中国现代环境之下的中国人，有谁的语言能维持传统，一点儿欧化都没有呢？在外来的西方语言的冲击下，汉语在吸取了西方语言的各种要素之后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现代汉语的诞生与提高。所以说到我们现在十三亿中国人使用的现代汉语，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说；这不是传统汉语的欧化，而是汉语的现代发展。
从柏拉图对话在中国的翻译来看，从文言文到半文不白的白话，再到现代汉语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旅程。当初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是半文不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的现代白话才是真正的现代汉语。我们现在翻译西方哲学经典不仅要让它说汉语，而且要让它说现代汉语。邓晓芒教授说：“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他又说：“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邓晓芒：《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视点”第3版）对于这样一种翻译标准和语言观，笔者深表赞同，也将在今后的劳作中努力付诸实施。
精装四十四巨册的《胡适全集》出版，深受读书界的欢迎，只是万事起头难，这是胡适全集的第一个大陆版本，编校方面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我还只翻阅了中文书信部分，即第23卷至第26卷，现将所见到的问题提出，以供参考。因为刊物篇幅的限制，不能将所见一一罗列，所写不过举例性质。须要说明的是，手边只有这一部《胡适全集》，没有其他版本可查，因此能提出的问题有限。
一
先说错字。
一首赠胡近仁的诗，尾联“努力完大职，荣名非所营。”（第23卷第4页倒3行）“大职”当是“天职”之误。
致胡近仁信：“大着长律三十韵，格律层次皆臻善美。”（第23卷第5页倒3行）“大着”当是“大作”之误。
致胡近仁信：“然一日之中，连得二书皆胜以大作，虽欲不复不可得也。”（第23卷第16页第4行）“胜以”不可解，当是“媵以”之误。“媵”字可作“陪送”、“寄物”讲。这句是说：一天里连得你两封信，两封信都附上了你写的诗，我就不能不写回信了。
致母亲信：“既不能努力学问，又不能顾瞻身家。”（第23卷第20页第8行）“顾瞻”当是“顾赡”之误。
致胡绍庭等四人信：“所居属矮可打顶，广仅容膝。”（第23卷第23页第6行）“属”当为“屋”之误。
致章希吕信：“适已弃农政习哲学文学，旁及政治”（第23卷第37页倒8行）前一个“政”字系“改”字之误。此信是报告他放弃学农，改入文学院了。
致母亲信中，写了他在旅行中作的两句诗：“出山活水磷磷浅，扑面群峰兀兀青。”（第23卷第41页第10行）“磷磷”显系“沸沸”之误。
致母亲信：“今年夏间天气尤凉爽，无灾燠之苦”（第23卷第47页第4行），“灾”显系“炎”之误。
致母亲信：“颇念少时在吾家门外坦场夜生石蹬上乘凉”（第23卷第66页倒 10行），“夜生”当是“夜坐”之误。
致胡近仁的一封信中谈及近世小说家，“吴趼人”一概错成“吴研人”（第23卷第召6页倒4行，第87页第1行，第88页第1行，第88页倒5行）。同一封信中：“《文明小史》亦不出此巢臼”（第23卷第86页倒2行），“巢臼”显系“窠臼”之误。同一封信中提到要学习古小说“布局之雄奇，用意之高苦”（第23卷第87页倒1行），“高苦”当为“高古”之误。
致任鸿隽信：“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官”（第23卷第107页第4行），“仕官”显系“仕宦”之误。
致陈衡哲诗末句：“声明读几遍”（第23卷第121页第7行），而日记中此信存底作“声明读几遭”（第28卷第，468页第4行）。应作“遭”字，与前边“真不得开交”叶韵。
致钱玄同信：“以能‘吊膀子’，为风浪”（第23。卷第155页第。3行），“风浪”系“风流”之误。《胡适文存》—集所收此信正作“风流”（笫1卷第39页第11行）。
致朱经农信：“须吸收文言”一句之后加注：“原文作‘文字’，疑是错误）”（第23卷第220页第2行）。“错误”当为“笔误”。《胡适文存》一集所收此倌正作“笔误”（第1卷第84页第6行）。
同一信中引《列子》：“设令发于余窃，子亦将承之。”（第23卷第220页倒10行）“窃”系“窍”之误。煳适文存》一集所收此信正作“窍”宇。（第1卷第84页倒6行）。
致廖仲恺信：“要想微到王制等书所说的整方块头的封建制度，是事势上可能的。”（第23卷第277页倒1行）这就把意思弄反了。《胡适文存》一集所收此文作：“是事势上不可的”（第1卷第393页第3行）。 、致胡汉民、廖仲恺信中引《孟子》，中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第23卷第288页第10行），这句引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话；“盼盼”当作“盼盼”。《胡适文存》二集所收此文正作“盻盻”（第1卷第403页第13行）。
同一封信：“都觉得所佃的田比较是一种可靠的‘恒产’，不敢随着田主转来转去。”（第23卷第290页倒11行）。“不敢”系“不致”之误。《胡适文存》一集所收此文正作“不致”。（第1卷第405页倒10行）。
答《清华周刊》信中提到的《墨子间诂》（第23卷第397页倒4行）一书，应为《墨子闲诂》。飞胡适文存》二集正作“闲”字。（第2卷第127页第9行）这是因繁体简体转换导致的误判。
致蔡元培信，谈林语堂，说“他将来的贡献必可比得马眉权”（第23卷第422页第1行）。“马眉权”系“马眉叔”之误。马建忠，字眉叔，著有《马氏文通》。
致单丕信，谈校书的事：“（第九行）条我也校出了，因其伪误显然，故已改正” （第23卷第579页第2行）。“伪误”系“讹误”之误。原稿当作“譌误”，汉字简化时，这个字改为“讹”字了。一查《现代汉语词典》便得。
同一封信：“可让日本本不误”（第23卷第579页第7行），“可让”系“可证”之误。
同一封信：“引段玉裁语一般，乞代改作”（第23卷第580页倒10行），“一般”系“一段”之误。
以上几处，日记中的存底均未错（第31卷第102页第9行，第102页倒3行，第104页倒10行）。
致刘英士信，提到陆海藩的一篇书评：《沉译胡校的林肯》（第24卷第153页倒2行）。“沉”字是“沈”字之误。此处似可加注：“指沈性仁女士所翻译的德林瓦脱的剧本《林肯》，1921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为译本作的序言收入《胡适文存》一集。（第1卷第764页）”
致顾廷龙信：“最好还请你向昆山角直一带的旧家去访求……”（第24卷第212页倒6行）“角直”系“用直”之误，这是苏州有名的市镇，叶圣陶先生早年就在这里教书。
致翁文灏电稿：“俟二君谈否续报”（第24卷第295页倒4行），“谈否”系“谈后”之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12页正作“谈后”。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于1940年9月9日有致外交部一电报，第一句是“12电悉”（第24卷第532页倒9行）。此处显然有误。第一，胡适的函电正文中年月日都是用汉字书写，未见有用阿拉伯数字的。第二，这是9月9日发出的覆电，来电不可能是9月12日才发来的，最迟也是8月12日发来的。这位大使为什么拖了二十几天之后才给外交部复电呢。细想起来，这一句当是“江电悉”，当时电报常用韵目代日，一东二冬三江四支，江电即三日的电报，想来原稿是行书，左边的三点水似一竖，右边的工字行书像阿拉伯数字的2字，所以致误。倘能查阅历史档案，当可证实我的这个判断。
致王重民信中引《因话录》：“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曹乱溃，独不遇灾。”（第 24卷第620页第1行）从文义看，“曹”应作“遭”。胡适在《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一文中也引用了这几句话，正作“遭”字。（第13卷第415页第4行）
致王重民信：“此如八股程文，天、崇时人不读成、宏时的名家八股，因为过时了”（第24卷第626页第1行）。“宏”应作“弘”。这里是指天启（1621～1628）、崇祯（1628～164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都是明朝的年号。 致王重民信：“其雅最高致”（第24卷第647页倒11行），当系“其雅量高致”之误。
致王重民信，谈《水经注》，一处错“渭水”为“谓水”（第24卷第663页第3行）。 致王重民信，图解中有“照宜时代的人”（第25卷第47页）一句，“照”当作“昭”，“昭宣时代”即汉昭帝、汉宜帝时代。
致钟凤年信中提到“王葵阚”（第25卷第239页倒1行），系王葵园之误，这是清末民初学者王先谦的别号，他有《合校水经注》。同一信中提到“薜刻本”（第25卷第241页第7行），“薜”宇系“薛”字之误，薛刻本指薛福成所刻《全氏七校水经注》。同一信中提到“战本”（第25卷第241页倒7行），“战”字系“戴”字之误，指戴震。同一封信中引洪榜作东原行状说：“先生治是书将卒叶，曾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奉召与为纂修。先生于永乐大典散篇内，因得见郦氏自序，又获增益数事。馆臣即以是厉校正。”涕25卷第242页第1~3行）这里，“卒叶”应为“卒业”，“曾朝廷”应为“会朝廷”，“厉校正”应为“属校正”。有趣的是，在前面致王重民的另一封信里，也有这一段引文，这三个字却都没有错的。（第25卷第114页倒3行～第115页第1行）同一封信中提到“如金、赵、戴都用元和志”（第25卷第244页第1行），这里“金”是“全”之误。信里说的是全祖望、赵东潜和戴震三人。下面的两个“金”字（第25卷第244页第10行）也都是“全”之误。“故本”（第25卷第244页第5行）系戴本之误。
致傅斯年信中写到的“张伯芩”（第25卷第246页倒9行），应作“张伯苓”，著名教育家。
致傅斯年信：“今天沅叔先生叫他的大少爷香生兄来看我”（第25卷第248页第3行）。“香生”系“晋生”之误。傅增湘，字沅叔。他的儿子名晋生，后来胡适有信给他，称他为“晋生兄”，可证。（第25卷第383页第10行）
致朱家骅代电：“但此次现有人才，较社会需要；相差甚远。”（第25卷第270页第6行）“此次”为“此项”之误。后此文正式发出之定稿正作“项”字（第26卷第810页第3行）。
致周一良信，有一段引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第 25卷第352页第10行）这一段出自《论语·为政》的话，末句是“人焉度哉”！
致张伯苓信：“今后如有垂诿”（第25卷第365�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