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北京-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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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拱卫北京。明朝推翻元朝后，故元势力总想复辟，这就促使明廷要修整长城，以加强防御。但是，明朝军事力量开头时远比蒙古骑兵力量强大，据载北元“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实力还比不上明朝一个军镇。所以，徐达修居庸关和山海关等处关隘，而没有像秦始皇连接秦、赵、燕长城一样，兴筑全线连接的长城防御体系。而明朝先后放弃大宁卫（老哈河流域）和东胜卫（河套地区），从而使整个防线大幅度南移，即由辽阳、广宁、大宁一线，移至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北，凭藉燕山和军都山脉修城设防。
明朝大规模修缮和加固长城是在16世纪后期。其主要原因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京师两次遭到蒙古骑兵困扰；若每年派兵进入草原地区烧荒，只会招惹蒙古骑兵报复，而无益于京师的防御；蒙古军事力量日渐强大，仅漠南一带驻牧骑兵即不下数十万人；明朝军队实际力量已削弱不堪，战斗力大为降低；明朝经过200年的生息、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后，任用戚继光、谭纶等得当，上下协和，内外一致。这一切说明，全面整修并加强长城防御体系既为时之所需，也为势之所行。
明拱卫北京的长城，主要有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三个要隘：居庸关在左，山海关在右，古北口在中。
居庸关在北京城西北50余公里处，建筑在一条长约20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俗称关沟，相传谷中有72处风景点，称做“关沟七十二景”。溪谷两旁，山岭重迭，怪石突兀，景色优美。山峦间树木葱茏，翠幛重叠，因有“居庸叠翠”之称，为“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关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形势险绝。明人“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的诗句，说明了这道雄关的形胜。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西北门户。居庸关这个名称，相传是取秦始皇徙居庸徒（庸工隶徒）修筑长城之意，可见它的久远历史。明、清两代，居庸关成为拱卫北京的重关要塞。居庸关有南、北两个隘口，是关沟的出入口，南面的叫南口，北面的就是著名的八达岭口。
八达岭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可见八达岭之险要。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八达岭的岭口，构筑了关城。关城设东、西城门：东面额题“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西面额题“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1582年）。两门均为砖石结构，券洞上为平台。台之南北连接关城城墙，台上四周砌砖垛口。从“北门锁钥”城台两侧，延伸出万里长城。八达岭附近的长城，依恃山势而筑，高低宽窄不一（平均约高7。5米，宽5。5米）。墙基用条石垒筑，墙体包砌巨大城砖，内填黄土碎石，墙顶地面铺墁方砖，内侧为女墙，外侧为垛墙。垛墙上方有望口，下面有射洞，以便罙望和射击。
从八达岭关城向两侧长城望去，有许多台堡（约500米左右一处，依地形而定）。台堡的一种叫做墙台，为兵士巡逻放哨而用。另一种叫敌台，分上下两层—上层顶部为平台，周围有望口和射洞；下层为空室，可住宿兵士和贮存武器。还有一种叫做烽火台（或叫烟墩），主要是用于传递军情的。如遇有敌情，夜间举火，白天燃烟，燃烟时又鸣炮。明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人以上，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以上，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烽火台有的设在城墙上面，也有的建筑在山顶上，作为长城守卫的信号传递站。
长 城 运 河（2）
古北口是京师北面重要的长城隘口，金贞二年（1214年），在古北口建铁门关。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在古北口设关城。城周长两公里余，设南、东、北三门。古北口两侧的长城，有的横跨在潮河之上，下设三道水门，建筑奇特，十分雄伟。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等人据守古北口，增派民夫，修筑长城。但这仍未能阻止蒙古各部南下，古北口屡次失守，震动京师。为此，明朝政府多次扩建、加固古北口关城，至嘉靖初年，古北口关城已具相当规模，十分坚固。关城筑于潮河东、西两山之上，周长约2公里，沿河川还广筑烽火台。看起来，似乎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了。
然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俺答部的军队，却避开关城，从山间小路拆毁长城，破墙而入，迂回包抄，古北口再次失守。俺答的军队在北京城外大掠八天，又从古北口大摇大摆退出。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这一年，俺答就经古北口大掠三次。
古北口屡屡失守，使明朝政府惶惶不安。公元1567年，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大学士张居正，把原在中国东南的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辽、保定防区，谭纶为总督，戚继光为总兵，又调刘应节为顺天巡抚。他们三人共同制定防御措施，重新划分防区。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他们对蓟辽、保定防区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经过这次改建，长城大为改观，整个防区得以安定数十年，在金山岭长城上发现的一块碑记中，不仅记述了谭纶、戚继光、刘应节等人视察长城的情况，还记有戚继光的弟弟戚继美率领山东的部分官兵在金山岭长城施工的情况。
金山岭长城位于古北口东侧，西距古北口约5公里。它东起望京城，西止龙峪口，全长10。5公里，设有大、小关口5处，筑有不同形式的敌楼67座，因修建在大、小金山之上而得名。
金山岭长城敌楼密集，间距约100米左右，在地形复杂处仅距50米至60米。修敌楼时，戚继光要求两座敌楼可以交叉火力，互相支持，封锁墙面。这里的敌楼多种多样。从外形看有方的、扁的和拐角的，均为两层。下层用以驻兵及贮放粮草和武器，上层外侧筑垛墙，中间是一座小房子，称“楼橹”，也叫铺房，供罙望士卒避风休息用。铺房下层都有箭窗，箭窗数目多少不等。在67座敌楼中有一座设防严密，重城围护的大敌楼，它可能就是史料中称为“总台”的敌楼，为前线指挥机关所在地。
金山岭长城体现了冷兵器时代防御思想的杰出想象力，又因其工程的浩大和姿态的壮伟而成为世界工程史上的划时代之作。它视野开阔，设防严谨而巧妙，气势雄伟，是中国现存长城的杰出部分。
慕田峪关，位于北京怀柔县三渡河乡北，建于低缓的花岗岩岭谷，地势较为开阔，关口相邻的岭峰，高差全在百米以内。
慕田峪关，本来只是山脉中的一个隘口，并不处于交通要冲。然明成祖为解除北元卷土重来的威胁，于永乐四年（1406年）明令迁都北京之后，因慕田峪恰处居庸关至古北口之间，距北京仅50多公里，所以其战略地位也就重要起来。
据史志载：慕田峪关为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慕田峪关由城墙、敌楼、城关、烽火台等建筑物共同构筑一个完整的、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关口处为3个楼台相连，中心楼台为空心结构，两侧楼台俱为实心结构，这种3台相连结构的关口，形制独特，在万里长城上亦属罕见。
慕田峪长城，蜿蜒于起伏不很大的山峦之上，其景观别有情趣。墙体为十几层褐色花岗岩条石砌筑，十分坚固，垛口为青砖垒砌。一般地段的长城，均为外侧垛口，内侧女墙，慕田峪长城则是双面垛墙，亦为其他地方所少见。敌楼全部是条石基座，青砖砌筑。
慕田峪关东南，是海拔603米的大角楼山，有3条长城汇集其上。慕田峪关西北是海拔940米的牛犄角边。由慕田峪关循长城一路向西，峰回路转，物换景移，目不暇接，特别是过了牛犄角边长城之后，峰岩陡峭，幽谷雾绕，气势十分磅礴，其奇、其险，正和慕田峪关处长城的平缓、秀丽成为明显的对比。
长 城 运 河（3）
在一处绝险的地方，为了使前后长城相连贯，而又不使一座奇险的制高点留在长城外面，城墙必须从这险地外侧断崖绝壁上通过。为了固定长城的根基，用了两根铁梁担在断崖之上，将长城从铁梁上修了过去。
明长城全长12000余里，其北京地段，依山修筑，雄险之极。长城的下部为石条，中间填土石、外层包城砖，上部为女墙。这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东起山海，西止镇边，绵亘2000余里，城垣普遍加厚，两面皆设垛口，并在城墙上兴建敌台。过去筑台，或在城内，或在城外，多无实效。明沿着长城，新建敌台，就是将旧有的烽火台和民间看家楼相结合，具有举燧、御守、住兵和仓储四个功能。敌台一般高5丈，四面宽12丈，中空，三层—上为平台、雉堞，设哨罙望、集兵御守、燃燧报警；中为室屋，住宿官兵；下为仓室，储存粮械。至隆庆六年（1572年），共建成敌台1200余座，2000余里，墩台耸立，声势相连，精坚雄壮。今见雄伟壮观之北京地区长城，主要是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产物。万里长城既是伟大中华民族之骄傲，也是伟大中华民族之象征。
京杭运河，京师动脉。明兴元亡，战乱不已，都城南迁，故元时的京杭运河，部分河道淤塞不通。明永乐帝“靖难之役”取胜后，升北平为北京，兴建北京城池宫殿。时转运粮食、砖瓦和材料等，仍沿元之旧，水、陆、海兼运。于是，永乐帝诏令修通京杭运河。其大工程为永乐九年（1411年），开会通河，使黄河与卫水相联。后开通惠河，即北京至通州的河道。但是，几修几废。直至嘉靖六年（1527年），采纳御史吴仲之议，修通惠河，浚治河闸，历时四月，河工告成。自此，漕船直达北京城大通桥（今建国门外），迄于明末。吴仲并进所编《通惠河志》，命送史馆，采入《会典》，并颁工部刊行。人思吴仲之功，在通州建祠祭祀他。京杭运河全面开通，漕船多至11000余艘，年运京师的粮食，成化八年（1472年）额定为5189700石。
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将本来不相连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全长3588里，成为中国古代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今北京通州张家湾、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都有它的遗迹。
三 大 英 杰（1）
在明代北京的历史上，长城与运河，固然可歌可颂；但英雄与豪杰，更为可歌可泣。在许多可歌可泣的英杰人物中，于谦、戚继光和袁崇焕三位更值得一提。
于谦（1398～1457年），是明朝前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幼机智，勤读书，少有奇志，《石灰吟》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中进士后，先任御史，后巡抚山西、河南19年。他每次到京，不贿赂上司：“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居官清廉朴素，坚不馈赠权要，得罪了宦官王振，遭诬被下狱论死。但山西、河南百姓闻讯后集合万人，伏阙上书，请仍命于谦恢复原任，明廷允准。后于谦获释，调至京师任兵部右侍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骑入犯，宦官王振挟持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亲征。明军兵败土木堡（今河北宣化），裸袒践踏，尸体蔽野，英宗被俘。护卫将军樊忠以长锤击死王振，并骂道：“我替天下诛奸贼！”败报至京，举朝震惊。侍讲徐謒（有贞）主张迁都，于谦斥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廷议多主守，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景泰帝立，于谦集兵备械，加强京师御守。瓦剌兵围北京，于谦亲自指挥，在德胜门和广宁门两败敌军。后瓦剌兵退，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后英宗被放归，居于南宫。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帝位，加害于谦，天下冤之。后谥忠肃，在今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有“于忠肃公祠”。其灵柩后移葬杭州西湖畔，后人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之诗句，褒扬岳飞和于谦的功绩。
戚继光（1528～1588年），是明朝中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出身于世袭登州卫（今山东蓬莱）指挥佥事世家。早年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