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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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冯先生一贯的观点，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就说：“迄今中国与西洋接触，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又有根本的变化，于是此二千年来为中国人思想之君主之经学，乃始被革命而退位；而中国人之思想，乃将有较新之局面焉。”（《中国哲学史》上册，台北版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89页）
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以“经学”之“退位”开始的，原因是“与西洋接触”了。
我在研究欧洲的文明史的时候，时常想，我为什么要研究欧洲史呢？就算我把欧洲史研究得滚瓜烂熟，又怎么样呢？而我又是一个在中国文化中浸泡中长大并变老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命运时时以各种方式“介入”我对欧洲的研究，两种文明自然而然地在我心里交了锋。“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朗了，摆脱了不家相比，步步赶不上。中国到底缺少了什么，我研究欧洲的文明发展史，不正是要为这个很普通的问题找到至少使我自己满意的解释吗？与之相关的，便有许多问题提出。对此，学术界的见解不乏异同，诸如中国从何时起落后于西方（言外之意是在这个“何时”以前中国是“先进”于西方的）、中国自古有无科学和民主思想，今天的中国是否需要欧洲十八世纪那样的“启蒙”，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
我正是在清理诸如此类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冯先生这八个字：“中西之交，古今之异”。这八个字看来平常，却是研究中西文化的大关节，是冯先生琢磨了大半生结晶出来的。把中国之古，何以为“古”；西洋为“今”，何以为“今”弄透，其他枝蔓问题都好办。
早在1920年，冯友兰到美国留学，他当时只有25岁，就谈到他的初步体验说：“我自从到美国以来，看见一个外国事物，总好拿他同中国的比较一下，起头不过是拿具体的、个体的事物比较，后来渐及于抽象的，普通的事物；最后这些比较结晶为一大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比较。”（《与印度泰谷尔（今译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三松堂学术文集》，北大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这段话表明冯友兰到美国不久就感到他学西方哲学，应该有“东西洋文明的比较”在胸。过两年，即1922年，他进一步说明这个想法：“近二三年来，中西文化的主力军，似乎渐渐地接触。从前所谓兵战商战，由今视之，不过如两边先锋队斥候队之小冲突而已。”“中西比较”才是“一种真问题——不是从前做文章所出之题”。对这样的“真问题”，“非先把中国的一切东西，及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极深究不可。”换一句话说，就是非把现在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做深入的研究不可。“这种大业，就是孔子、亚里斯多德复出，恐怕也要敬谢不敏。这须得很多专家，经很长时间，许多‘史’才能济事。”（《论“比较中西”——为谈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冯友兰学术文集》，第43—44页）
冯友兰是既了解中国哲学，又很认真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的学者。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不是到了外国，只蜻蜓点水般看了一二本某某“大师”的书，便自以为是弄懂了“西学”的。“社会活动家”可以这样做，真正的学者却不能这样。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在心底，冯友兰便“极深研究”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最终得出“中西之交，古今之异”这八个字。我写《欧洲文明的进程》等书的时候，内心里即装着这八个字去写“欧洲何以为欧洲”这一面，以反衬和点出“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另一面；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对自己的历史社会人文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把别人了解清楚了，自然应该更明白我们缺少了什么，归结到一句话，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没有作为现代文明国家必备的科学和民主。所以我是以“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为主题而作我的研究的。一次有记者采访我，便用了我说过的话“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做了采访记的题目。
这一切都有冯友兰这八个字的影子。先别今古，再及其他。我的工作远未做完。冯先生用了大半生的功夫，我到了五十多岁才有所悟，于今只二十年。天让我退回二十年，我也许能做得好一些。
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冯先生很看重的一句话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简为“旧邦新命”四个字。“新命”是他的政治社会理想，是说中国是个古老而孱弱的“旧”国家，要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把它建设成一个“新”的现代文明国家。“旧邦新命”是接着上述“中西之交，古今之异”讲的；有中西比较在前，则必然生出把古老的中国改造为现代“新”国家的使命。这一非常合乎逻辑的思想既是冯先生的理念，又是他的历史观。
在哲学上的表述则是有名的所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说这后两句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地球上只有人才不但懂历史，也懂得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哲学王’。”（《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他认为，柏拉图的“理想社会”，与儒家的“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同上）的标准，是可以相表里的。到那时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这也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理想。
这些思想在冯友兰的中年，即五十岁以前，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已经形成
了，即蔡仲德先生说的冯友兰“实现自我”的一个成果。
在这一点上，冯友兰与康德或者“不谋而合”，或者受到了康德的影响。冯先生和康德一样，是“理性主义”者。他在中年接触“唯物主义”，并有所认同，也是因为他认为“唯物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但他不赞成译成中文这个“唯”字，因为一个“唯”字便一条道走到底，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英文里的materialism，ideal…ism等都没有“唯”的意思。）
冯友兰一生是在校园里度过的，他一生的活动从没有离开过学校一步。无论在美国留学，还是在国内的燕京、北大、清华，等等，都是在学校的圈子里读书、写书、教书，且在一些时候主持校务工作，包括“北校南迁”的繁重工作，在国难同时也是教育家。不过时人经常忽视或忘记他在推动至少在清华和北大的文学院、特别是哲学系的教学贡献。
冯先生研究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很深人地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是把它们分为两截。他到美国读书时，国学的底子已经很坚实了，因此特别重视对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美国，哲学绕不开詹姆斯、杜威以及英国经验学派然地“溶”入他的哲学思考之中，终于形成他的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新理学”。他在写《中国哲学史》时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方法论，即以宋明理学为本，结合进西方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他自称在“怀疑主义和武断主义”之间取其“中道”。他还自称是借用了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方法，和近代逻辑学的方法。我们如仔细读冯先生的一些论述，会发现其中颇有康德的“影子”。我读康德，有时就是从“新理学”得到参照和启发的。冯友兰从“东西文明之比较”入手，反过来再进入中国哲学，所以冯氏的“兼通中西”不是“中西并合”，而是“中西溶合”而出以己意的。细读冯先生的著作，莫不如此。
第二个特点是，冯先生认同金岳霖先生说的“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但冯友兰并不是在“象牙之塔”里抠“哲学概念”，他时刻关心着政治社会问题，用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支持“旧邦新命”的理念，进入近代哲学时尤其如此。
这里我抄两段话，以说明这个特点：
（冯友兰说）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中国又落后了一步。为什么落后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大的历史变化必定有很多的原因，绝不是用一个原因可以说明的。儒家思想的统治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地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沿海地区，如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是不是可以撇开内陆地区先行快跑呢？不行。因为在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把地方管住了，使沿海与内陆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内陆拖住了沿海的后腿。西方有一句成语说：“一个舰队的速度，决定于其中最慢的船。”一个舰队的司令不能使慢船开快，只能使快船开慢，慢船拖住了快船的后腿。
统一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欧洲的历史中也有几次统一，但没有巩固下来，至今还保持着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割据的局面……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中间也经过几次分裂，但大体上保持着统一，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全国。到了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尤为强大。统一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中国沾统一的光，有时也吃统一的亏。上边所说的拖后腿的情况，就是吃亏的一个例子。
这些话见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的绪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下面还有很长很长的发挥，冯先生常说他的书时有“十分可怪之论”，这两段话可算一例。引这些话是说明冯先生讲某个时期的哲学史必首先关注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就是旧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世界潮流中的形势，而不是游离其外的。这第六册讲的就是前面说到的“经学时代的退位”和与“西洋接触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又有根本的变化”的交接期，即显出“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那个时段。
冯友兰先生当然首先是哲学家，但由于他从“东西文明之比较”人手，所以他必然要关注世界中的中国；更由于他生当“旧邦新命”之际，所以他不能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正像他在抗日战争正酣之1942年写的《新原人》自序中所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联系到先生在抗战初起参与领导“北校南迁”的壮举，和在大西南十分艰危情况下为维系民族文化教育所付出的心力，即可理解冯先生的哲学体系与“旧邦新命”的理念联系得何等紧密。
抗战胜利后，南迁的西南联大北归，冯先生的心情之喜悦可想而知，欣然命笔为自己的论文选集《南渡集》作序曰：“‘南渡集’者，余自九一八以来所作短篇论文之选集也，文多发表于战时之大后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见，故为此集，备观览焉。集而名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之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体，可谓前无古人也已。”（《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24页）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准备北归，先生与同仁商议决定为西南联大勒碑纪念，由先生撰写碑文，碑文以古文为之，既壮怀激烈，又对胜利欣喜不已，“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全文一气呵成，朗朗可诵，是收复失地的喜欣，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系念。纪念碑由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实在是我前辈学人拳拳爱国赤诚之心的一个有历史价值的见证（文见《三松堂自序》第338—340页）。
抗战结束不久，内战继之而起，生灵再受涂炭，因此停止战争，建立和平、民主的国家，成了国人的共同心声。
冯先生1946年5月4日在北平建国东堂的一次学术讲座上作了一个不长但很有意义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在讲到“民主政治”时，他说：简而言之，“民主包含有平等、自由等概念，它的涵义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政治的设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称为‘民主政治’”。以下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最重要，就是要有“人是人”的观感。这是一个既有哲学意义，又有现实政治社会意义的大问题。冯先生说，人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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