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间里，一个接着一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右，直到“文革”，知识分子都是重要斗争对象。到最后，知识分子被统称为臭老九。其中知名度高的，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此外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许多都被戴上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三反分子，五一六分子，现管分子……光是右派分子一项，中央文件中所公布的数字是552877人。加上其他各项，总人数当在百万以上。大批知识分子处在不见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才开始有所转变。为知识分子出力最大的，是耀邦。
　　1977年12月10日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就立即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他遇到的阻力、抵制和干扰是不小的。为了驳倒“两个凡是”这种提法，耀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
　　1978年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几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耀邦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关心和信任。文件指出：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在现有知识分子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多数，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过时。文件不但提出要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的工作，还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耀邦的主持和推动之下，几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像六十一人叛徒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派斗争案……等等等等，就这样都逐一得到了平反。具体个案，戴煌写了一本《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已经是许多人都读过的名著了。
　　我本人也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受益者。当时年幼无知，带着满脑子的幻想“参加革命”。没想到到了思想改造运动中就被开除了团籍，肃反运动中又当上了“老虎”，后来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了几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刑满释放，成了“现管分子”。由居民委员会管制，成了政治贱民。是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才使横加在我身上的种种恶名逐一除去，还了我一个清白之身。
　　1982年我在北京遇见了李锐先生。长沙解放时我参加报纸工作，他是我们报社的社长，这时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老社长听我谈起几十年的经历，感慨甚多，要我把这些写给他。我写去了，他即加按语在中央组织部的刊物《组工通信》刊出，另外的党内刊物也有转载的。耀邦在党内刊物上看到我写的这封信，即作了批示，他是从我的“个案”推想到了另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类似问题，批示大意是说：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冤假错案，应该主动去解决，不要等人家找上门来才去解决。当时他这批示还颇有一点影响，我大约收到十来封不相识者的来信，诉说自己的冤屈，希望我帮助他解决落实政策的问题。其实我哪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我能够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信件转给有关领导机关，请求酌情处理。是在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气候之下，我转出的这些申诉信，大约也有一两封起到了作用，这是当事人写信告诉我的。
　　耀邦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关心其工作条件，我还可以举一件我所知道的小事。那是听刘雪苇先生说的，他说他给耀邦写了封信，谈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对出版社工作方式的想法。耀邦在这信上所作的批示对他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大意是说出版社的业务应该由总编辑作主，别人不要去干预。雪苇很兴奋地把这一批示告诉了我，我听了也很觉兴奋，因为那时我正在一个地方小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正深为一些不相干的干扰所苦。
　　1989年4月15日中午，我和几个朋友在长沙又一村餐馆小聚，座上有李冰村兄、数学家侯振挺兄和北京来的于浩成兄，一共六七个人吧。大家漫无中心地随意闲谈。正说着，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走过来，告诉我们耀邦当天逝世的噩耗。我们都震惊了。接着的谈话中都是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并决定发一唁电。我简单写了几句，由在座的各位签了名，发给中央办公厅转耀邦家属，也不知道仙的家属收到没有。在这份唁电中，我们就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今年隆重纪念他的诞生九十周年，我也稍稍有了点宽慰之感。我也深信，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必定越来越光彩。


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　章立凡
　　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或许是建设和谐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推进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人们更是日益感到，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社会的和谐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相对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平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回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乎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最终以执政党决议的方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以执政党决议形式做出的政治抉择，尚不等同于宪政意义上的全民意志，仍然需要法理的支撑。为彻底变人治为法治，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早在八十年代就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执政党在宪法的规范内执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六年来日益凸显。由于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某些既得利益者竟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旗帜，变成了公仆擅权。这是对社会公正的颠覆。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重读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禁联想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他说：“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年数千万先烈流血奋斗牺牲，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振兴中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不是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如今，理想与现实出现了悖论：历史巨创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辉煌的“政绩工程”背后，闪动着各种群体事件的画面和众多上访者的身影；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矿难”和种种安全事故。胡耀邦在二十九年前要解决的三大社会矛盾，又在新的层面重新浮现。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和谐社会，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
　　历史每重复一次，代价就增长一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民主宪政的说法，已经鼓噪百年，在某些人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蒙昧的低能儿，需要训导责罚，才能苟活下去。在经历了先进文化多年的教育之后，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民众的觉悟总该有所提高，不该学习了一百年仍是蒙童。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空洞的历史头衔并不重要。蒙冤逝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之所以需要总结，是因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人民会用行动书写历史。
　　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告别历史，或被历史告别。”要赢得未来，必须告别历史。但是——“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巴金的一封佚信
■　文洁若
　　2005年10月6日，我清理旧物时，发现了巴金于1993年9月14日写给萧乾的一封信。萧乾在附记中写道：
　　
　　1993年9月初我给巴金去一信，说我小时因参加过CY，因而被捕过，40年代刚到英国曾因参加英共活动而为英特务来家造访警告过。三十年代唱国际歌“没有什么救世主”，唱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然而四十年（代）初读了几本有关苏共及斯大林的书，方知原来CY当政之后不但有救世主，而且更专制残酷，我害怕了。我在《往事三瞥》中写49年我由港往京之前的三天处于犹豫中，即透露了此意。
　　这是巴金的复信。
　　萧乾记
　　1993年9月17日
　　
　　巴金的其他来信，萧乾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家里留了一份该馆提供的复印件。不知何故，上述这封信被遗留下来了。我新近撰写的《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中，“附录一”收有巴金致萧乾信64封，将来重排，应把这一封补上。至于巴金1993年9月14日来信中所提“两信都收到”（萧乾在“附记”中则说是“1993年9月初我给巴金去一封”），家中所存萧乾致巴金信（共61封）中也没有包括。1993年度只有分别写于11月25日（第116封）和12月12日（第117封）的二封。
　　惊悉巴老仙逝，现将原信和萧乾“附记”，连同复制件一并发表，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