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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稹⑿傺览⒁獯罄⑾＠啊碌乩⑺孤宸タ撕偷鹿⒈＜永恰⒈壤钡�10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分别通过议会表决或全民公决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但是，2005年年5月29日，法国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条约》，6月1日，荷兰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条约》。这一切又回到了1995年哈贝马斯与迪特·格林的论争，事实似乎在证明格林的正确，在“同一”的欧洲假象中，异质的各种因素纷纷凸现，老欧洲／新欧洲，精英欧洲／平民欧洲，英国的欧洲／德法的欧洲等等，分割着欧洲。触动人们的，一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二是对超国家可能剥夺民主，削弱个人及国家权利充满警惕，三是对乌托邦的不信任，历史经验告诫人们，乌托邦的梦想往往通向奴役之路。
世界何以可能？世界依然是个想象，它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却很确凿。哈贝马斯的大同似乎败北了，但它只是在法国，在荷兰，而且是在纠缠卷进国内政治斗争的情况下。6月2日，拉托维亚议会批准欧盟宪法，哈贝马斯的大同好像又出现了转机，使人不禁要问法国、荷兰否决欧盟宪法会不会只是一次偶然的电脑宕机？按照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内在理性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重建现代性”的，一个统一的欧洲或许就是希望。
中国的世界：赵汀阳的天下
“世界仍然是个非世界”，“世界还不存在”，“目前所谓的‘世界’最多只能表达地理学意义上的整体，而还远远不能表达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整体性”，“因为性，而没有整体意义的状态也就不是一个真正一体的世界社会。”这是赵汀阳在其新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说的。（下文凡未加注的引文皆出自赵汀阳此著）他在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美国的新帝国这三种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图式之外，提出了天下体系。赵先生的这一说法显示了其全面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用心。
赵汀阳先生认为，由于文化上的偶然，中国最早思考到世界制度问题而提出天下概念。天下概念是一个饱满完备的世界概念，超越了国家国际，恢复了世界这一最大的政治／社会单位的地位。它可能是惟一纯正的世界观，在其中世界被理解成物理世界（大地）、心理世界（人民的共通心意）和政治世界（世界制度）的统一体。它是个世界乌托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帝国，而是世界社会制度，它是有着共同的世界理念却不存在着霸权的天下体系，在其中，和谐、沟通和合作通过一个共同认可的世界制度而得到保证。赵汀阳先生认为天下理论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使其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单位从各种意义上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理论／国际理论／本国理论”。而且由于天下理论中天下一家的无外原则，也就超越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敌友模式，是一种化敌为友消除冲突的政治理论。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追问，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中国？中国在哪里？近十年来，中国学术与思想又一次走出西方，在知识生产上呈现出原创性的倾向，涌现了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等一批根植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学术思考。在《哲学的中国表达》一文中，赵汀阳先生探讨了怎样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怎样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的问题，他认为要达成两个目标：其一，使中国的某些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其二，使中国思想所发现的一些独特问题进入世界公认的思想问题体系。（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天下理论正是这样的努力结果。《天下体系》原是作者用英文为西方学术会议而写的主题论文，收入《帝国与和平》一书，又回译成中文发表。它不是那种向西方介绍中国一类的评介性学术，而是希望用中国概念解决世界问题。
天下理论是立足于中国的，是一种中国立场，是一种中国想象，它的生长有赖于“中国的世界”的生长，就如同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社会立足于欧洲，有赖于“欧洲的世界”的生长。“世界”是国家的需要。天下理论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意志：世界，听我说话。“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此中反映出天下理论洋溢着一种作为中国人身份的豪情，与“伟大复兴论”、“负责任的大国论”、“和平崛起论”合拍。天下理论是自觉地宣告与“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和“后殖民／文化批判话语”不同调的，它与官方意识形态互为表里，拉不开距离。《天下体系》的理想不但想要纠正世界，它更想要纠正中国。在书中赵汀阳先生说：“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的批评者把中国自身描述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存在，尽管其中许多批评的确指出了某些方面的社会真相，揭了社会和历史的老底、但那些完全负面的批判无疑加重了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它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自信心，从而助长了社会的集体性堕落、集体性腐败和集体性的道德沦丧，这可以概括为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集体性不负责任。令人绝望的是，很少有人去反思那些‘揭老底’的批判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损失，很少有人去想到那些‘揭老底’的批判与社会精神崩溃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思考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他举鲁迅为例，认为鲁迅对中
国的批判不能够指出中国的希望是什么样的，不能够指出中国有什么样的优越性，不能够指出中国的可能贡献，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赵文的这种批评令人不解，如果丧失了批判性，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发展还有什么可能，同样，如果丧失了批判性，中国的现代化也就难以展开。有批判才有超越与发展的可能。
也许正因为赵先生的这种现实立场，造成天下理论对中国历史缺乏批判性的继承，缺乏内省，和孔子一样陷入对周王朝的美好想象。比如赵汀阳先生认为西方式的帝国概念是政治上非法的霸道大国，而中国的帝国概念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王道帝国。该帝国的义务是建立世界之治，而不是支配，其世界性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最大化全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最大化自己人民的利益。比如认为家／国／天下这个政治文化单位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家的隐喻，而家庭也是一个理想化的先验概念，应该最有利于发展人之间五条件的互相关心和谐和互相责任。他的这种想象的美好古中国，基本上不考虑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集权专制的历史真实。早在《论可能生活》中，赵先生就令人发懵地认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蕴涵了“善善恶恶”的公正结构，认为这个结构具有先验的合法性，是任何制度的合法性的先验证明。这也正是天下理论胎里带来的两点不足之症，其一，是剥离了历史的抽象，“就历史的情景或历史发生学而言，天下理论所直接设想的是一个天下／帝国，但就其理论的深层意义来说，它蕴涵着关于世界的饱满概念和世界制度的先验概念，即作为天下体系的世界制度。”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这个天子可不是理念，他是敲剥天下以奉一人之欲的独裁者；古代的天下体系是在小国寡民低生产力水平状态和专制政治下形成的。赵先生对于天下体系开出的三千多年的专制帝国历史这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该书不只如上所述美化理论上的王道，还以实践对理论的偏离来消解王道的专制性，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帝国仅仅部分地而且是非常有限地实践了天下理想，因而这一不完美的实践结果形成了专制帝国，而没有形成一个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榜样。天下体系的第二点不足是没有实践的支撑，也缺少实践的可能，无法在政治制度上具体化。对此，《天下体系》退回到哲学，“中国的政治哲学有助于为当今世界的混乱局面提供一种寻找解决方法的方法论——当然只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方案，因为具体方案永远只能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创造”，“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仅限于天下理论的哲学问题，至于未来可能的世界制度模式，则是非常复杂的实践问题，远非哲学所能预告”——这样断绝了与实践的通道，越发地乌托邦化，而无论哪一种乌托邦总是引发人们的警惕。谁来监管乌托邦？如果乌托邦之上还需要乌托邦，那就取消了乌托邦。因此，天下理论甫一面世就显得弱不禁风。
说到底世界理论是一个国家的诉求，天下理论的脆弱在于中国的世界性还不够。那么为什么不能基于亚洲立场？亚洲精神？亚洲共同体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及其所谓亚洲主义而打人死牢讳莫如深。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引发的所谓新儒家的思想共同体的吹嘘，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土崩瓦解无声无息。在亚洲，伊拉克战争，独岛之争，保钓运动，日本军国主义不散的阴云，巴以冲突，朝核问题，基地组织……亚洲布满雷区。但亚洲仍然在努力，东盟等区域组织一直很活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中日韩三国合编东亚史的出版所表现出的民间对历史共识的寻求，这些都表明亚洲共同体还可以想象。但目前只能立足于中国，立足于“中国的重生”。中国开放以来日益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世界性也越来越显著。人权政治、欧洲立宪、全球化等世界政治的新发展也在影响着中国。在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之外，中国能不能创造出第三条路？天下理论能不能开出这样的第三条道路？还有待我们观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世界性在增长，世界利益、世界公意在增长，世界越来越像一个世界，世界的历史在形成。它依然是赵汀阳先生所说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个没有世界制度的世界，只好称之为地球，地球从来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按照《天下体系》一再提及的博弈论，民族／国家之间不可能选择双赢，但会保持互相不吃亏的均衡），哪怕天地不仁，坏到生灵涂炭坐以待毙的绝望，但世界依然在生长，在前行。世界广阔，永远生动而丰富，从来不单一。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22．80元；《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36．00元；《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8．00元）
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 朱 正
本刊创办之初，耀邦同志为杂志题写了刊名，这是对我们工作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本刊同仁一直引以为荣。今年11月20日是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刊也已创办二十周年，我们刊发下面两篇文章，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耀邦同志与一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或许学习更勤奋，读书更多，还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立身行事，可说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假如每一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活着的时候，都像耀邦一样关心国家和人民的祸福，都不顾一身安危去担负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也就会有更高的声望，更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了。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人们常常在大人物的悼词中看到的，只觉得这不过表明一下死者身份的等级，没有个性化的色彩。对于耀邦，我宁愿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这可不是每—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配得到的称号。
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不言而喻，这就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接着一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右，直到“文革”，知识分子都是重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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