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1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点最重要，就是要有“人是人”的观感。这是一个既有哲学意义，又有现实政治社会意义的大问题。冯先生说，人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凡人都是彼此平等，决不能拿任何人作工具，这是讲民主政治应有的常识。世界上最不道德之事，就是以别人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此，他引用了康德的话：“德就是不能以人为工具。”而“人是人”也就是康德所强调的“人是目的”。这一点在“民主政治”中是根本的。冯友兰超越了儒家“仁者，人也”的观点，以康德的“人学”把“人是人”看作民主政治的基础。
　　第二点，冯先生说，“对一切的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他说，“我们觉得唯甚么论，唯甚么论，都是不对的。”有些思想本身可能没什么错，“但加上一个唯字，一唯就‘惟一’坏了。”他主张应该持多元论的看法，而不求什么都整齐划一。“民主政治就是政治要合乎中和的原则，容万有不同而和合的发展。”
　　第三点，在第二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超越感”的必要性，就是要站在一切不同之上而有超越之感，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观点之上去衡量一切。有了不同的声音，要像庄子说的“和之以天倪”，对万物不齐，即以不齐齐之，便是超越的观感。冯先生认为，“有此见解，彼此互忍相让，才能谈到民主政治。”
　　以上三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第四点：“要有幽默感”，说幽默感在实行民主政治上也是很必需的。凡事总有比较多的失败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便“一笑了之”就是幽默感；“不然的话，不成功就要烦恼发闷，也许会得神经病。”这意思是说应该有“宽容”的大度。
　　讲到最后，冯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以上四种态度，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必须大家都具这种见解，抱这种态度，人人尊重此种作风，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哲学家，实应具有此等见解和态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行的确是相合的。”（以上引语均见《三松堂学术文集》第631—637页）
　　我本人十分看重冯先生这篇不算太长的讲话，因为：
　　第一，这篇讲话非常通俗易懂而又十分概括地讲明了“旧邦新命”中的“新命”应该是怎样的，期望有一天将出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民主政治局面。
　　第二，讲这番话时，冯友兰先生已经从东西文明、东西哲学的比较人手，通过两卷《哲学史》、“贞元六书”以及众多文章，把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完成了。这个哲学体系包容了纯粹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体现了冯先生的圆熟通脱的学养和风格。
　　读冯先生这个时期以及前此（包括青年时期）的著作和文章的时候，我时常感到，无论世事人生何等艰难坎坷，他是既勤奋又以自由自在的心态在研究、在写作、在教学的。冯先生的形象一思想之驰骋飞扬，想象力之丰富活泼而又绝不离开他以生命为之的哲学——跃然纸上。以1932—1935年所写的四篇《新对话》为例，冯先生让朱熹和戴震的灵魂会晤于“无何有之乡”；辩论宋学和汉学，后来公孙龙子的灵魂也参加进来。这些灵魂在对话中时时语出机锋而富有幽默感，对话内容覆盖了众多哲学问题，绝对是妙趣横生的“哲理散文”。
　　“冯学”体系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完成了。这样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错的。
　　
　　三、“海阔天空我自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冯友兰满以为他所瞩望的“新命”能够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但是事与愿违，他面临的是从未有过的新事态和新问题。从1950年起到“文革”结束止，他不断受到强力的“批判”和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和折磨，到“文革”期间达到极致。他的言论被辑入了广泛散发的“内部”小册子《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言论》当中，供人们“批判”。后来冯先生在自述1949年以来的经历时说，他不得不写了不少对以前的著作的“忏悔”之作，“批判”以致否定以往的学术成就，“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孔和尊孔的道路……并自责说，“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修辞）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177页）
　　对一位卓有成就、饮誉中外的老学者，横加强大的政治压力，逼他“忏悔”，而后“自责”这只有在文化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才做得出。老先生内心隐忍和痛苦之深，可想而知。
　　这一页“漫漫长夜”，不堪回首，就算翻过去了吧。痛定思痛，先生已八十高龄，决定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以随后二十多年之功，在溘然长逝之前，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真可谓人间奇迹！
　　“新编”新在何处？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评，至少从第六册起续上了原《中国哲学史》的近现代部分，算是一“新”吧。这个时期的开始亦即继“经学时代”结束后的新时代。这是前面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显现出来的时代。这个时期具有古今中外错综交汇的时代特点，“纯粹”的哲学不足以驾驭这个时代，冯先生的思想豁然开朗，第六、七两册实际上是哲学史、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结合或融合的历史，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视界开阔的写法，如第六册中以黄宗羲、颜元、戴震的批判精神开其端，立即转入晚清的几段时代思潮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其中全突破了流行的成说。指出洪秀全引进的并不是西方真正的基督教，而是以民间迷信为底本引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洪的“理论”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中国将会“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的状况。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历史的“倒退”，是立了一功；当然他的“洋务措施”是为了维系满清的统治，是没有疑问的。他还说洪秀全代表的是“农”。曾国藩代表的是“工”，从这点看洪代表“倒退”，曾代表“进步”。这又是冯先生自认为的“非常可怪之论”。
　　写到第七册时，进入了现代，冯先生已是九十高龄，一生丰富而曲折阅历使他的思想越加深沉、老练而生动，心态越加自由，摆脱掉沉重的精神枷锁，他感到“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在这一册里，不仅评述了作为纯粹哲学家的熊十力、金岳霖以及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评述了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等这一时期不可绕过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老人可能预感到，有些话与时论不合或相悖，不一定能出版。所以在“自序”中写道：“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果然不幸而言中，出版社终于拿不出能够摆明的任何理由或托词，硬是没有把第七册与前六册一并出齐，被稀里胡涂地至第六册“截肢”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把第七册单独印出，改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原来的第八十一章“总结”本是全七册的“总结”，改成了“第十一章”，“总结”变成了“现代哲学史”这一单行本的“总结”了。这是出版业的一桩奇特的现象。但是还多亏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才使第七册得为海内国人所见。
　　这篇“总结”，写得挥洒自如，了无挂碍，远至天地，近在人文，古今中外悉熔冶于老人心中，极概括，极凝炼，在告别人世之前，他再次引用柏拉图关于洞穴人初次见到阳光时那种“善的理念”的故事，再次念叨他一生奉为座右铭一般的“横渠四句”，告诉人们要看重思想，因为“思想是人生中的光”，祈盼着“仇必和而解”、“为万世开太平”的未来世界；像康德一样把永久和平托付给人类社会的来来。
　　
　　四、行文风格
　　
　　最后，讲几句冯先生的“行文风格”，我学习他的著作时，经常感到，无论是文言、语体，都非常之“顺”，晓畅通达；把高深的哲学问题写得那样明白，那样深入浅出，没有一般哲学著作的“哲学腔”。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冯先生就算不是惟一的，也是极罕见的。诚然这不单纯是文字问题，而首先是把问题吃透了，看穿了，才能举重若轻。惟深入才能浅出。他常用一些“大白话”对深奥的复杂的问题作点睛之笔，一语道破。
　　如大家都知道的，冯先生常说哲学史是“照着讲”，哲学是“接着讲”。
　　如他讲历史的农民运动，即使“成功”了，也不过自己当了另一朝皇帝，他不会选举一个总统，因为他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
　　“二律背反”是康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看问题的方法论，康德说“二律背反”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冯先生著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个法则分析矛盾问题，达到圆熟的地步。冯先生戏称之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如他讲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用中国传统画月亮的两种方法作比喻：一种是在天空画一个圆圈，是所谓“正”的方法；另一种是涂上一片云彩，中间留出一块空白作为月亮，这种画法称为“烘云托月”，是为“负”的方法，即不是先说事物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先说这种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这个比喻冯先生不止一次用过；我至少在《新知言》中讲形而上学的方法中见过；在《新编》第八十一章“总结”又见过）
　　冯先生作文从不装腔作势、故作高深，这类深入浅出的例子在冯著不胜枚举，从他青年时期的文章到他九十五岁的《新编·总结》，行文一贯如此，越到老年，越加炉火纯青。
　　冯友兰先生留给后人的，是一宗取之不尽的学术宝藏，不仅治哲学者应该继承和挖掘，广而言之，治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者，也可以从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收益。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名作The　Inner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被译为中文，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关于此书的学术贡献，多处评论，兹不讨论。然而在中的错误。其出现密度之大，令我怀疑是否该买这本书。作为一名也经常从事专业文献翻译的人，我觉得从提高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准确性、避免因转译错误而造成误解这个角度而言，有必要指出我所注意到的一些错误。希望能够引起译者的注意，除了对这份《文献目录》做一些改进，也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正文的翻译，以求呈现给读者一个有更高价值的译本。
　　第一眼看去，书的标题就有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应译为“宋代妇女的婚姻私生活”，而不是现今中译本所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而且书的封面和扉页所附的英文标题是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书的封三版权页上所出现的英文标题则是The　ln…net　Quarters：Marriage　and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注意，前者在lives之前有定冠词the，后者则没有，在附列原书的标题时都会出现这样的不一致！那么该书的原名究竟是哪个呢？在网上检索了一下，知道应该是thelives，版权页上印的是错误的。
　　《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中的错误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名翻译的问题，另一类是文献名称翻译的问题。
　　
　　一、人名翻译
　　
　　《目录》中涉及的人名有两类，一类是海外华人学者，一类是西方血统的中国研究者，处理这两个群体的中文名字时，译者都出现了不同性质的问题。
　　
　　1、关于海外华人学者
　　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名字，有一类是本可查知其中文名字的。对于这一类，出现明显的翻译错误，多少有些对本人不敬。以下四人的名字就错得离谱（破折号之后为该书译者所给的译名，括号中数字为中译本页码，下一段亦同）：陈荣捷（Wing…tsit，Chan）——詹（第278页），秦家懿（Julia　Ching）——青（第279页），李敦仁（Dun　J．Li）——李（第291页），柳无忌（Wu…chi　Liu）——刘（第291页）。译者既然可以写出林语堂（Lin　Yutang）、刘子健（James　T．C．Liu）、刘广京（Kwang…Ching　Liu）（以上三个并见第291页）、杨联陞（Lien…sheng　Yang）、杨懋春（Martin　C．Yang）（以上两个并见第301页）的名字，对于同样为业内人士熟知的陈荣捷、秦家懿、李敦仁、柳无忌的名字却如此漫不经心，颇有些不可思议。
　　中文名肯定写错的还有：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