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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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可能是二十世纪最重视文化的政治家之一。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这样一个决定性地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重视和广泛研究相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相对单薄。毕竟文艺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讲话》也只有纳入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念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从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农民文化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乾纲独断、主宰了中国文化生活几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来看，1956年提供的启示最为重要。
青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期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7页）“五四”高潮中，毛泽东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深刻影响，完全赞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间断地阅读京、沪、湘的日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直接参与过学生活动，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接触并部分认同西方近代文化最多的时期。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其暴力革命的生涯之后，毛泽东陆续创造出一整套“改造世界观”理论和实践，坚决告别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把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文化当做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1943年2月，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利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页）对此把近代精神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不但当时就致信反对，还把它列为1945年以批彭为主题的“华北会议”的重要议题。尽管毛泽东思想可以部分地与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但作为整体的西方近代文化基本上没有有机的融化到中国政治家的思想整体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直接来自苏联。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陈独秀、瞿秋白等演绎和叙述，但从1925年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开始，毛泽东就根据苏联模式着意建立一套制度来统一和强化政党的宣传体制，从延宰初期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俄文翻译进来的唯物辩证法论著到对《联共党史》称赞推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中，六个外国文件中有五个是斯大林的著作。但正像他在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其“阶级斗争”四个字一样，毛泽东越来越善于在苏联的理念、口号、政策中补充中国的实际内容，从没有被苏联教条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我所用、取其所需是他对苏联文化的基本态度。江西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二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三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在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他所认识的中国实际出发，利用传统农民文化形式创造革命新文化。江西苏区浓厚的“俄化”气氛，如“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赦西史大学”、“列宁师范学校”、“苏联之友会”等是博古等留苏学生到来后营造的，是当时〃／t5明路线”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而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苏联帮助的时期，苏联革命文化也没有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扎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次第展开的整风运动就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清理中国党内俄化了的“教条宗派”。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o（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文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从“马列学院”先后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即可看出。
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底色的，是中国农民文化。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立场从城市的“洋学堂”转到农民一边，其富有个性的革命文化建构之路，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的。这一方面与毛泽东自幼受到的文化熏陶有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手段。中国革命最深厚的伟力来自农民和大地，革命文化不能离开农民文化。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科学、大众三大特征中，他真正突出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的，还是“民族化”与“大众化”，他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一个是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二是文化品格的大众化。在他指导下的延安文化建设，基本上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比如在教育方面，要求大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在文艺方面，是发展秧歌、快板书、春联、小调、章回小说、年画等。这种文化形态与当时的革命环境高度契合，也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要，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以任何轻慢的态度视之。然而，也不必讳言，农民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当然会意识到革命理想与文化现状之间的距离，但他“又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去适应和迁就农民文化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38页）1942年，毛泽东就以赞赏的语气肯定彭湃与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并借机发动农民的做法。这一“适应和迁就”主要表现为要求从城市来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四十年代的胡风即提出过异议，1980年邓小平又重提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当然，毛泽东个人并未无条件地认同农民文化，一方面，他虽推崇民歌和戏曲，但其欣赏趣味仍然偏重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屈原到曹雪芹、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毛泽东的阅读生活主要不是由农民直接提供的；另一方面，利用农民文化又与其组织农民以改造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联，毛泽东历来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必须改造，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毛泽东都主持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农民组织，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类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经常以“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前提。（毛泽东：《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农民文化是必须借用的形式，却又是被改造的对象。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引自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43页）从传统农民文化出发创造现代革命文化才是毛泽东的文化追求。在此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甚深。“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所以，不但是西方近代文化、苏联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农民文化，也只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资源，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和成功的革命家，他的创造性古来少有。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灵活配置各种资源，敢于突破各种规范，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提供了无数主要与他的名字紧密关联的文化观念、意象和符号，不但在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确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主要源自农民的同时，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文化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农民文化。
1956年，毛泽东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新的要素和成分。本来，1949年建国后，长期在山沟打游击的革命者并无充分准备就面临着建设国家的新挑战，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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