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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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晚年生活是比较寂寞的，他盼望有人与他聊聊天，可又不愿影响别人的工作。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给他带去了他想看的我社出版的《资中筠集》。他虽身体较弱，但精神矍铄，热情地把他那本《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送给我，这似乎是了结了他的一桩心愿。他说他现在已经不能写东西了，但他正在读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写毛泽东的书，很感动，还掉下眼泪……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快就去了。当今，还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从事写作和研究呢？
　　（《张国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之一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35．00元）


悠悠往事，如烟非烟
■　　林孟熹
　　有一本书畅销书展示了1957年开始的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中，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罗隆基、张伯驹等个人和时代的悲剧以及他们的人格力量。但也有个别传闻失实。例如：该书《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按：刘王立明有两子，长子刘光升一直在海外；此传言中所指，当为次子刘光华。——笔者）”。
　　作者接着进一步补充：由于不久前彭真曾当面询问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否有意移居海外，中共愿玉成其事。章伯钧一下子感到“这四个”莫非是指他夫妇二人再加上罗隆基和刘王立明，怵然大惊。
　　莫非真有此惊人内幕？其实刘光华根本未到过边境，更未被捕，又何来为章罗探路？不过此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可谓事出有因，容我慢慢道来。
　　因《北大的民主墙》一文而闯下弥天大祸的刘光华，于1958年初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押送京中令人闻名色变的茶淀清河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春解除教养后留场就业，一番辗转被调到北京东郊清河化工厂。这其实也是劳改单位，尽管此时他的身份已易为“就业人员”，但无时无刻仍处身周围一片“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不过每当周末总算能回家探望一下老母亲。1964年1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中。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解放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于1958年初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舍此已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迭遭磨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舍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越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叹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么办？姚三肯定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和我再争辩，只淡淡的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人类能思维，有理性，人类也有感情，有所谓“人性”，也许这正是人类最可贵和难能之处，但人性有时是与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时甚至与个人利益相抵触。我不能不被光华的人性所感染，只好祈求上苍庇佑。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十二年。最初是在人烟绝迹的新辟的音河劳改农场开荒，虽说生活和劳动极端艰苦，但还算有个农场作依靠，后“文革”一来干脆被遣送到当地乡村生产队监管劳动，成为全靠挣工分糊口，但比“地富反坏”身份还低一等的“二劳改”。
　　记得幼读《李陵答苏武书》，“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之句如现眼前。近人余秋雨《山居笔记》集中的《流放者的土地》一文这样写道：“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据悉，光华流放之地尤在宁古塔之北。当时光华已年逾四十，加以南方人骨骼单薄，个子细小，体力连一个普通农妇都不如，他两手空空，无亲无友，更无从事农村生产和生活经验，却除了和农民一样干活外，还要搭盖自己的窝棚，修炕抹墙，割草打柴，种菜浇园，更要打理一日三餐以及洗涮缝补，一切全仗自己动手，比一般农民更为艰难得多。十多年里，由于修水利高架失足和放马坠骑两度重创断脚，居然挺了下来，尽管撑着双拐，毕竟还是从“漆黑的深渊”“再泅得出来”，真可谓异数。当年纳兰容若寄顾梁汾《金镂曲》，有云“绝塞生还吴季子（指放逐宁古塔之吴汉槎），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光华吾兄，其亦然乎？
　　光华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挚友，可谓“刎颈之交”。我们都是1947年从上海转学到燕京的，都读政治系（次年他转新闻系），又同住男生宿舍一楼的二层，正好斜对门。可是头一年恐怕没说上过十句话，互相印象淡薄，不过我倒是无意中几度“冒犯”过他。那时我和我的同屋小上海冯永祥都是馋嘴鬼，合伙买了个煤油炉，不时炖牛肉，用以宵夜，阵阵诱人的扑鼻牛肉浓香，从门缝钻进光华的寝室，令他馋涎欲滴，而我却从不分给半羹，后来他对我说：“如果换了今天，我整锅都把它端过来！”
　　1948年暑假我回港省亲，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有一天出门没走多远，猛然发现对面来人竟是光华。原来1947年民主同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部分领导人，其中包括刘王立明，潜赴香港重建民盟临时中央，所以光华也趁暑假来港探母。由于我赶着要去办事，只匆匆告诉他，我就住在这条街。第二天上午忽然传来凉台上祖母的声音：“街上有人大喊林孟熹！林孟熹！”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光华。他也住在同一条街，为了找我，从街头喊到街尾。从此开始了我们超逾半个世纪的情同手足的友谊。我们曾分沐春光明媚的欢愉，也曾经历风雷雨电的考验，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压下，彼此也从未出卖过对方。有一时期，他放逐绝塞北疆，而我身处岭南一隅，天南地北，万里关山，却无碍灵犀一点通。刘伯母一向待我如自家子侄，光华的三个外甥女都从小称我舅舅，令我这只海外归来的孤雁，居然在陌生的北国找到一个温暖的栖所。此情此景只道如日昨，又谁曾料到当年那位慈祥、优雅、高贵、满腔爱国热情的著名国际妇女活动家刘伯母，日后竟被硬栽上美帝特务的罪名受尽折磨，以古稀高龄魂断囹圄，遗骸至今下落不明。
　　光华的父亲刘湛恩博士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现长眠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是陵园里唯一因抗日而牺牲的非党人士。刘博士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由于领导全市性群众抗日组织，坚主抗日，曾多次受到敌人的恐吓和威胁。遇害当日，光华陪伴父亲到公共汽车站候车，敌特凶徒竟于光天化日下开枪行刺，眼见父亲中弹倒卧血海，光华奋不顾身穷追凶徒，凶徒摆脱不得，回身拔枪向光华发射，幸而子弹被卡。在巡警和路人协助下，光华亲手擒获杀父仇人，时年仅十二，成为当时全上海小朋友们心目中崇拜的小英雄。
　　1942年，为报父仇雪国恨，年方十六的光华考人由南京迁成都的中央军校（正式名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通常被称为黄埔）十九期，1945年毕业，日本投降了，被分发到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任见习官，还不到二十岁。
　　赶不上报国，却被派去同室操戈，1946年1月，这支国民党皇牌军登陆秦皇岛，一路杀到长春以北，其中尤以与林彪麾下劲旅四野十三纵狭路相逢，遭遇于沈北铁岭的一仗最为惨烈，从拂晓血战到入夜，遍地死骸全都是骨肉同胞。战火燃烧着祖国大地，光华再也无法承受良心的压力，于六月请准长假离军南下返沪。半年戎马生涯，他为东北这片土地留下些什么呢？灾难和仇恨？血腥和痛心？但有两位东瀛少女却会永怀感激之情。一夕，光华独自驻守一个大仓库，忽然两位东瀛少女款款前来自愿许身作伴。那时候的日本侨民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跌下成了落水狗，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为了换取战胜者的格外开恩，他们不惜献上同胞少女的贞操与柔情，而这又似乎又是战胜者应有的权利。但眼下这位少年军官却正襟危坐，长夜漫漫，一直守候到东方吐白。这时候他们三人都同时获得解救——东瀛少女的肉体和少年军官的道德良心。
　　1946年光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很快投入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在反动当局的压力下，校方无奈开除了他这个渊源深厚的沪江子弟。幸而燕京大学的校门向受政治迫害的爱国青年敞开。光华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但他一生的记者生涯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1957年3月调入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记者。1957年6月风云突变，反右开始，7月停止工作接受批判。但这三个多月却是他一生最为才情奔放、意气风发的日子，当然也是尔后数十年苦难坎坷岁月的肇因。说实在，他的确是干记者的好材料，文思敏捷、个性活络、见识和兴趣广泛、笔底生动多采，尤其难得的是有极度敏锐的新闻触觉。君不见大鸣大放的日子，多少新闻界精英云集京华，唯独初出茅炉的光华一下子捕捉住最敏感和最牵动全局的北大民主墙，寥寥二千字的一篇报道，震撼了京师和全国，并惹得老人家龙颜大怒。在轰动全国的“左叶事件”中，他又遭《人民日报》社论单挑点名。于此前后，波兰总理西伦凯维茨来华访问，各大报莫不派出强大探访阵容，光华单骑赴会，竟当着作陪的贺龙副总理面索得西伦凯维茨为《文汇报》的一纸亲笔题词，在西氏抵沪之日独家刊出，京沪同行无不惊服。那阵子的光华可谓春风得意之至！当时我住在六部口附近的小独院，一天下午忽闻外面汽车喇叭声大作，推门一看，原来刚采访归来大记者光临寒舍。他神采飞扬告诉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毛主席破例亲往机场迎接，等待专机降落之际，光华居然凑到老人家身旁，老人家向贴身警卫员要了一支纸烟，却无人点火，他手急眼快，掏出打火机，想不到连按三下都冒不出火焰，还是另一位在旁人士用火柴给点的烟。我们（包括梅绍武校友在内）闻言起哄曰：“阁下的朗臣打火机乃进口名牌，向例百发百中，奈何今番失手？天子马屁拍不成，不祥之兆，祸不旋踵矣！”言罢哈哈大笑。想不到竟是一语成谶！
　　在当记者之前，光华曾编过三年极具特色的《国际展望》月刊中文版，还写了一本十多万字颇具专业水平的《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甚至还跨行写了部电影文学剧本《球场一少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已具拍摄水平），著名导演岑范曾有意执导。但后来光华被扣上右派帽子，一切遂成泡影！
　　昙花一现，彗星破空，烂丽至极，只可惜太短暂了！
　　毕业那年，1950级出了一本纪念刊，郑天增学长谑称光华为“袖珍小生”。在文人笔下“小生”一词往往与“风流”二字结下不解缘，光华自不例外。在燕园的岁月以及参加工作之后的几年，他确曾交过几个不错的女朋友，奈何只开花不结果。1978年光华终于挥别北疆回老家上海。不久右派改正重返编辑桌，居然宝刀未老，犹堪独当一面。时前辈报人、当年《文汇报》老总徐铸成曾为文介绍刘氏一门三杰（刘湛恩、刘王立明和刘光华），文末捎上一句：历尽苦难灾劫的光华，至今犹单身未娶。不料徐铸老文章见报，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