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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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刘鹏九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15．80元）


高高低低话平等
■　　黄纪苏
　　四、竞争与其他意义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性竞争跟其他意义之间的关系。同学们都知道，“互动’’这个词儿如今特别流行，意思就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那么比较性竞争和这些意义之间是否也是这种关系呢？我是这么想的：“互动”肯定也是有的，但它们关系的主流似乎是前者对后者的“一体化”。打个比方，如今美国文化席卷中华，我们也未尝没拿中草药红高梁外加窈窕淑女跟他们的新自由主义互动，但力量对比是明摆着的。
　　
　　　　　　　　　　　　　　　　　　　　　与求真
　　求真是一种重要的意义或活头。它所对应的欲望是好奇心，所支撑的行业包括旅游、教育、科学、侦探小说、明星传记等等。求真的经典例子，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某某某，敌人杀进了城，冲进了他的家，向他举起了刀；数学家做题正做到关键时刻，他说你们千万别急，我还差一步就解出来了。这个例子相当纯粹，好奇心的成色不低，只是故事本身是真是假没人说得准。与同学们相关的求真自然是教育。那咱们今天不聊别的专聊教育。
　　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一代最早是怎么进人教育这块天地的。我们那会儿可是怀揣着十万个为什么走进校门的。老师家长也特别爱渲染这一层意义，好像上学就是为了闹清楚月亮为什么不掉下来，人为什么不能住在水里，奶奶的头发为什么会白。后来听说读书是为了超英赶美，再后来又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要混出点人模样，取房好老婆，非得学好数理化。求真求着求着就变成求职了，变成社会竞争的手段——到后来，甚至手段也轮不上好奇心了。同学敢说自己到财大来是为了满足对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好奇心么？同学们敢说四年苦读的动力主要来自求知欲么？说白了，竞争不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还成了教育的手段，教育的动力。
　　从古到今，教育都承担着社会地位再分配的任务，也就是重新洗牌发牌。今天贫寒子弟要想摆脱人下人的状态，除了刻苦读书真就剩下打砸抢了。但现在所有的公共事业包括学校都照着收租院大斗进小斗出的路子在搞“产业化”，穷人在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我有一个熟人，他的一个朋友在什么部当小官僚，小官僚说他多了不敢说，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儿子的钱都给挣足了。挣足了怎么办呢？孩儿们一律送到国外读书。不仅中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这样，送子女去世界著名学府接受一流教育已经成为最有效的洗钱方式。如果一个人把偷来的民脂民膏投资到房地产或IT产业，被追查出来房子会被拍卖，电脑会被充公。但如果他们用民脂民膏把儿子培养成世界著名华人企业家，让女儿在慕尼黑世界钢琴比赛上一举夺魁，这玩意儿你没收充公得了么？不但不能没收，人家还从纽约、罗马赶来营救老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钱有势的正把他们的子弟川流不息地运往英国的贵族学校、美国的私立学校，那都是培养龙风的地方。
　　
　　与审美
　　刚才用教育的例子，谈了求真被竞争架空，成了一块招牌。审美又何尝不是经常给人家当灯泡或形象大使？就说音乐吧，大家不要只看到它绕梁三日摇荡心魂的那一面。中国搞音乐的人很多都是家传的，我以前有回去音乐学院宿舍串门，目睹了他们是怎么传的：门后边挂一条鞭子。同学们说，不用鞭子我们也能弹“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可贝多芬他爸可不是让儿子没事拿音乐解闷的，他是要让他儿子吃这碗饭。贝多芬境界高点，但他的《田园交响乐》《月光奏鸣曲》也不是为了——用今天的时髦话说——“人与自然的沟通”，他是要用音乐这个看家本事为他这样的新兴“专业技术人才”从老伯爵老侯爵们那里抢点社会资源来。八十年代初，我一个在大学读书的朋友，他们学校有个同学是农村来的。这个人向女孩介绍自己最喜爱的thing是音乐，最like的音乐家是“圣一桑”。女孩一听就把他“帕斯”掉了。为什么呢？音乐家里只有一个圣点桑（圣·桑）或圣杠桑（圣—桑），人间再无圣一桑。这事说起来大家觉得挺好笑，想想其实也挺让人辛酸的。一个农家子弟来到城里分不清这乱花花绿绿的洋玩意，城里姑娘就鄙视他。但反过来，城里小伙子去农村插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镰刀使不好，独轮车推不稳，农村姑娘却又心疼又喜欢。这就是社会的等级结构。
　　关于竞争和审美的关系，我还想提醒同学们注意竞争对审美标准的影响。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值得玩味。它指出了文艺的最重要标准即“创新’’的由来。如果一幅画没有新意，一首诗跟别人的类似，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失败的作品。但为什么要有“新意”呢？为了竞争，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决出高下来。在竞争意识相对淡漠的一些民间文艺中，大家情动于中而发于情，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并不绞尽脑汁要出奇制胜。而在特别提倡竞争的社会里，不争奇斗艳就不叫艺术，不叫美。其实，争奇斗艳的另一面就是人云亦云，我前面谈学术时说的二篇文章狂奔、八篇文章狂跟的情况，也适用于艺术。这年头的艺术家哪个不在标榜个性，可哪个又有一星半点个性？有竞争就必然有攀比，有攀比就必然没个性。同学们去现代艺术展去看看，全是些最想有个性却又最无个性的艺术家。倒是小地方的艺人，也不管纽约什么主义看涨，巴黎什么流派看跌，老老实实对着自己的生活自自然然表达内心的感受，倒可能流露出真性情，弄出真个性来。
　　
　　　与性
　　
　　　性作为一种人生意义可不能小瞧。那些一笑笑垮一座城池，再笑笑亡一个国家的故事就不说了，单说眼下云南省的旅游收入比泰国的少一大截子，据说主要原因就是泰国的旅游业还兼着一个发达的性产业。我有时感慨：性作为一个巨大动力——说核动力都不过分——居然在我们正而八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像样一点的体现。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累积的性压抑有多少转化为对西方文明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又有多少升华为认同西方文化、认同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或价值观念？这价值观念又通过什么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看美色是如何参与社会竞争的。同学们会说，人长得美不美纯粹是生理的事，身子长点短点，腰围大点小点，鼻梁高点低点，嘴唇薄点厚点，这取决于水土爹妈，你跟社会等级阶级斗争瞎联系什么呀？人长得什么样的确很生理，但并不纯生理，社会竞争早就插手这一块儿了。纹眉拉皮去褶就是社会对生理的插手，皮肤漂白乳头漂红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干预，胶硅隆胸截腿增高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强暴。美色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残酷社会竞争的凶器。不是说这里面没有性爱审美等因素，而是说，把这层油撇去，剩下的就是在社会竞争的火上煎熬的一锅辛酸泪了。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女孩把腿截断再长上，再换个地儿再截断再长上，这样利用断裂处骨质增生的原理，她身高窜了两窜。乍看之下，还以为中国要出唯美主义烈士呢，读完了才知道跟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因为她个子矮，找工作找对象都有困难。同学们马上就要进人就业市场，现在很多工作对相貌有苛刻的要求，有些单位挑人就跟选妃似的，而中国根本没有反相貌歧视的立法特别是执法——我纳闷为什么一到这些地方就不跟西方“接轨”70
　　社会竞争、社会等级对美色或性吸引力的定义，也是件有趣的事情。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鸭子看绿豆对上了眼”。性的吸引力按说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社会的事情。中国近二十年男女谈恋爱对身高的讲求，据说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件事值得玩味。我是想说，身高是否构成性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是随时代变化的。七十年代末以来，与社会竞争的空前激烈相平行的，是性吸引力对身高的空前强调。至于二者是否因果关系，我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性吸引力的基本走向是“用夷变夏”，翻译过来就是跟西方白种接轨，也就是向世界阶级结构中高我们一头的人靠拢。同学们随便翻翻这些年的小说，里面一夸奖什么人长得好就说他像什么“大卫”、“海伦”，没见过说谁像关羽、赵云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等级对性吸引力的定义，从表面看是一件文化的或民族上的，但本质上却是阶级的。我记得1991年我到华盛顿，发现那里的女人比我呆的那个俄亥俄工业城市的女人体态苗条风姿绰约多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华盛顿地区官多，官太太自然比工人的老婆漂亮。同学们学习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特别讲求实证，经常要用较“实”指标来说明较“虚’’问题。寻找指标，是一门学问。我常想，若把不同时期漂亮姑娘置身或许身的位置标出来连成线，一定是一幅简明扼要的社会变迁轨迹图。同学们说，你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有那么绝对么？的确没那么绝对，幸亏没那么绝对。色与等级的结合虽然历史悠久，对它反抗也源远流长。我们读历代关于爱情的传奇故事，有不少宣扬富小姐下嫁穷书生甚至仙女看上个体农民的。这些作品可以看作下层男性从观念世界对现实世界中色势结合发动的偷袭骚扰，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扒铁路、炸桥梁，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让大官僚老财主迎娶小美人的车队走走停停，心里也平衡一点。
　　五、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
　　现在再来谈谈比较性竞争跟物质生产的关系。它们同这些年大家争论的公平与效益，道德与发展有些相近，所以我们不妨先从道德与发展说起，这样亲切一些。
　　富人的硬道理与软道理
　　同学们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有硬道理就必有软道理，软道理就是道德，就是社会关系，就是社会公平。—这一硬一软配合好了，中国一部分人可就什么都有了。前些时报纸上登某位商家豁着几百万广告费不挣，用好多子米的巨大墙面登“三个代表’’的口号，其软硬功夫真是高超。中国的先富阶级都是辩证高手，有趣的是这些人中颇有拜佛的，游山逛庙的时候很肯出香火钱。在他们那儿，弥勒佛、观世音跟税务局长、海关头头一样，都属于为硬道理服务的软道理。这样他们打家劫舍的时候有吉星高照自然所向无敌。
　　穷人的硬道理与软道理
　　后富阶级没有硬的问题，主要的任务是软。软的功课包括“端正态度”、“调整心态”、“增加心理承受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及——我亲耳在一个会上听某地方官员说的——“认命”。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病症，据厉以宁教授诊断，是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该拿而不拿。为什么不拿呢？是因为平均主义红眼病从中作梗。也就是说，后富的“软功”还没练到家。同学们说，这恐怕是误诊吧，先富阶级哪儿有不拿的？快的只一把，慢的也就两把，人民几十年攒下的家业便寥寥无几了，其效率可不是利康搬家公司可以同日而语的。中国这些年涌现出不少厉教授式的大夫，可以说个个都是白求恩，自己眼睛瞎得什么都看不见，却还坚持出诊为社会看舌苔照喉咙，即便医术有问题，就冲这医风上面也应该重奖。况且，他们念念不忘平均主义红眼病——现在改叫“民粹主义”——应该说是很有眼力的。
　　
　　穷人的红眼病
　　　　先富的在人民资产和个人账户之间金梭银梭般地忙碌，让后富的在一边看着眼睛一点也不红，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先富的就是再忙再累，也要挤时间搞好红眼病的防治工作。那种“俺们经济学就他娘的不讲道德！”的态度是要出事而且已经出事了。后富的就是再没知识没文化，也不至于比猫狗更迟钝pn。猫狗急了尚且飞檐走壁，他一个有胳膊有腿的活人就不会铤而走险么？警察如今都是在超负荷工作，活活累死的屡屡见报。这说明什么？说明“发展”、“效益”的大旗并不是怎么挥怎么灵，说明社会关系不是可以胡乱凑合的，说明社会公平你不管它它要管你。所以，对红眼病不能简单地让人家“闭着甭睁”，否则二十多年来“发展”出来的“效益”无论是用化名存银行还是锁保险柜都不是长久之计。
　　
　　一些“治红”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