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企业精神-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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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时就应退出历史舞台。而机制可能仍然起作用。但是设计它们时的假设已经无意义。例如，过去100年来所有发达国家设计医疗保障计划和退休方案时的人口假设。于是任何藉口都已无意义，请赐给我们苦难吧。
然而，我们自杰斐逊时就知道的〃革命〃并不是一剂良药。它们不可预测，无法指挥或控制。它们把权力带给错误的人。更糟糕的是，革命的后果可以预见正好与它们的诺言相反。杰斐逊1826年死后没有几年，政府和政治大剖析家托克维尔（Alekis　de　Tocqueville）就指出，革命不会摧毁旧制度的桂桔。托克维尔证实，法国大革命以后，检桔比革命前的法国更紧：把整个国家交给了不受控制，也无法控制的官僚政府，所有政治、知识、艺术和经济生活都集中在巴黎。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革命〃是一种谬误，19世纪涉及最广的谬误，而在今天大概是最没有人相信的神话。现在，我们知道〃革命〃不是一项成就，也不是新的曙光。它源于老年腐败、思想和制度的破灭以及自我革新的失败。
然而，我们知道理论、价值观，以及所有人类思想与行动的产物都会老化、僵化、过旧，最后成？quot；苦难〃。
因此，社会也应该像经济、像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商业机构一样需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完全因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也不是〃彻底连根拔除，〃而是循序渐进，这次是一种产品，下一次则是一种策略，再往后是改善公共服务；因为它们是试验性的，如果它们没有产生预期的和所需的结果，则会消失；换言之，因为它们务实，不教条；脚踏实地，不浮夸它们承诺保持社会、经济、工业、公共服务或商业机构的灵活和自我革新。它们通过代代革新而实现了杰斐逊希望实现的目标，它们不是通过流血、内战和集中营的方式来实现，而是有目的、有指导和有控制地完成。
我们需要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正常、稳定和持续的行为。恰如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所有机构的特定工具，成为社会进行组织工作的整合工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应该成为社会、经济和组织的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行为。
这要求所有机构的行政官员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正常、持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这项工作提供概念和工具。
　
2。哪些是无效的
在谈到企业家社会所需的公共政策和政府措施时，我们首先要界定哪些是无效的举措特别是当今无效政策如此普遍时。
一般人理解的〃规划〃实际上与企业家社会和经济格格不人。创新是确实需要有目的性，企业家精神需要管理。但是从定义上说，创新必须分权，为此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必须有自主权、必须专而且微观经济分析。最好是从小规模做起，试探着灵活进行。事实上，就整体而言，创新机遇只有很少并在具体事件上才可发现。当规划者处理大量事物时不会发现创新机遇，因为他们只会处理必要的东西。偏离常规的事物中反而藏着创新在意外的、不一致的事物中，在〃玻璃杯是半满〃　和〃玻璃杯是半空〃　的概念区别中，在程序的某个薄弱环节中都存在创新机遇。等到偏离常规的事物可以〃用统计的方式表示出来〃，规划者可以察觉时，就太迟了。创新机遇不会随暴风雨来临，而是隐含在徐徐微风中。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特别是在欧洲，一个国家可以自己有〃高科技企业家精神〃。法国、德国，甚至英国的国家政策都以这个前提为依据。但是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扶助高科技以及高科技本身的政策或如法国、德国，甚至英国一样对企业家精神采取敌对态度的政策都不会产生高科技。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又一个惨败，又一架超音协和飞机；换来一点点〃虚荣〃，大笔财政赤字，却不增加就业机会，也没有达到技术领先的地位。
首先高科技当然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只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的一个领域。有许多创新出现在其他领域中。而且，高科技政策将碰到政治障碍，一纸命令就会将其停止。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高科技是创造明天的，而不是创造今天。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在前言中），1970一1985年间，美国的〃高科技〃　产业带来的就业赶不上〃烟囱工业〃　丧失的就业：约5、6百万个。在此期间，美国经济中增加的所有其他就业人数为3500万人，都不是由高科技而是有〃中科技〃、〃低科技〃或〃零科技〃　的新企业带来的。然而，欧洲国家将越来越难为不断增加的就业大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重点是高科技，人们势必会要求政府放弃高科技政策，因为高科技政策把今天的需求这是困境中的工业巨头的支柱交给前途未定的高科技未来。这就是1984年法国共产党向总统密特朗内阁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密特朗所代表的社会党左翼分子也越来越感到不快和不安。
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有〃高科技〃企业而没有根植在广博的经济中的〃中科技〃〃低科技〃　和〃零科技〃企业，就好比只有山峰没有山体。这种情况下，即使高科技匠人也不会在新的、高风险的高科技企业中工作。他们将首先将在大型的、根基深的〃安全〃企业，或国家机关工作。当然，高科技企业还需要大批非高科技人员：财务人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等。在一个摒弃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体中，这些人员将不断寻找工作和事业机会，因为这个社会和经济（即：他们的同学、父母和老师）鼓励他们在大型、有根基的安全企业中寻找工作。分销商不再愿意经营新企业的产品，也没有投资者愿意为之提供资金。
但是，其他创新企业还要向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基于知识的创新，特别是高科技创新，在投资与获利之间有很长的前置时间。世界计算机业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赢利，也就是说经历了30年的亏损期。诚然IBM很早就开始赚钱了。被称为'〃七矮人〃　的美国几个小计算机厂商也一个一个在60年代末开始赢利。但是其他计算机厂商的巨额亏损是这些利润的好几倍，特别是那些在计算机领域全军覆没的大型老企业：美国的通用电气、西屋公司、YIT和RCA；英国的通用电气、Ferranti和Plessey；法国的　Thomson－Houston；德国的西门子和德律风根；荷兰的飞利浦，还有许多其他公司。在微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领域，历史又在重演：全球这个产业需要许多年才会开始赢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生物技术产业。这也是100年前19世纪80年代电气设备产业的发展模式，1900年或1910年的汽车业亦是如此。
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时间里，非高科技企业必须创造足够的利润来抵消高科技的亏损，提供其所需要的资金。
当然，法国人是正确的：现在经济和政治力量体现在国家的高科技地位上，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生物或自动化。法国人当然有科学和技术实力。然而，若没有一个企业家经济，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我想说不可能）在高科技领域有创新和企业家企业。高科技虽然是刀刃产业，但是没有刀哪来的刀刃呢？高科技领域不可能独立存在，好比死人不可能有健康的大脑一样。一个经济必须充满创新者和企业家，必须具有企业家理念和企业家价值观，而且提供风险资金，并充满创新活力。
　
3。必要的社会创新
企业家社会在两个领域需要实质的社会创新。
1．第一个领域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并不多。但是〃烟囱工业〃　中的蓝领工人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例如美国汽车工人有3／4都住在20个郡中。因此，他们显得很起眼，很有组织。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能力安排自己、改行或跳槽。他们既没有很高的文化，也没有技术和社交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自信。他们一辈子未主动求过职。当到了工作年龄时，他们在汽车工厂的亲戚将他们介绍给工头。或教区的牧师要他们带着他的举荐信到工厂里做事的一个教友那儿去报到。英国〃烟囱工业〃　的工人或者说威尔士煤矿工人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区或比利时波林内（Borinage）的蓝领工人也都一样。这些工人是发达国家中本世纪落后于教育和知识水准增长幅度的一群人。在能力、经历、技能和教育程度来看，他们只相当于1900年的不熟练工人。他们身上发上的惟…一件事是工资的急增总的说来如果把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他们是工业社会中收人最高的一群政治力量也得到显著加强。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不需要很多能力来自助，但是却有充足的能力去反对、否决和干涉。社会若不好好安置他们如果只是给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他们必然会成为负面的力量。
只要经济成为企业家经济，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企业家经济中的新企业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正如美国过去1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旧〃烟囱工业〃　的严重失业现象没有在政治上造成很大麻烦甚至没有引起许多保护人士的抗议）。但是即使企业家经济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仍有必要进行组织工作、培训和安置以前〃烟囱工业〃　的剩余工人他们不可能自己做到这一点。否则，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抵制任何新事物，甚至包括拯救他们的措施。〃迷你钢厂〃　为剩余的钢铁工人提供了就业。自动化汽车装配厂最适合安置无处可去的汽车工人。然？quot；迷你钢厂〃　和自动化汽车装配厂的现职工人竞争也很激烈，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保不住。我们若不使创新成为〃烟囱工业〃剩余工人的机遇，则他们感到无能、恐惧和沮丧感就会导致他们抵制所有创新英国就发生才这样的事情（美国邮政服务业也有类似事情）。这件工作以前曾有人做到过1906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危机，三井财间就做到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经过深思熟虑制订了一项政策，使瑞典从拥有大量农民和伐木工人的国家转为欣欣向荣的工业化国家。我们已经说过，剩余劳动力的数目并不很大其中1／3的人已经达到55岁，可以提前退休，另外1／3不到30岁，可以自己转行安置自己，这些人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但是至于培训、安置剩下1／3无处可去的〃烟囱工业〃　工人少数，但是为核心部分的政策仍未出台。
2．其他必需的社会创新不仅更彻底、更困难，而且史无前例：有组织、有系统地废弃已过时的社会政策，淘汰公共服务机构。这在前一个伟大的创业时代并不成问题；因为100年前只有少数这样的政策和机构。现在却有许多。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没有几个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有些甚至只是昙花一现。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观和认知的一个根本转变是人们认识到政府的政策或政府机构都是人为的，不是神授的，因此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即它们将很快过时。然而政治仍然是基于过时的假设，即无论政府做什么都是以人类社会的本质为基石的，因而可以〃永恒〃。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来废弃旧的、过时的、不再有效用的政府政策。
或者说我们所拥有的还未发挥作用。美国最近出台了〃日落法律〃（sunset　law），规定政府机构或公共政策在某一段时间后即告作废，除非另外重新制订。然而这些法案没有发挥作用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机构或法案何时就算不起作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废弃程序；但是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未学会开发出一个新的或另一种方法来实现无效法案或机构最初应该实现的目标。开发出〃日落法律〃有意义和有成效的原理和程序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社会创新这个创新必须尽快进行。我们的社会已经准备好接受它。
　
4。新任务
然而所需要的这两个社会政策只不过是范例而已。它们反映有必要对政策、态度，乃至优先顺序重新进行全面的定位。我们应该鼓励机构以及个人的灵活富有弹性的习惯，不断学习的习惯，把变化视为正常和机遇的习惯。
税收政策是一个，无论从对行为的影响还是作为社会价值和优先级别的象征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在发达国家，税制对废弃昨日旧事物处于重罚。以美国税制为例，它把出售或清算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所产生的资金视为收人。实际上，这笔钱是资本的回收。但是按照现行税制，企业必须为这笔钱缴纳所得税。如果企业是把这笔钱发放给股东，股东必须付所得税，相当于这笔钱是普通的〃分红〃即〃利润〃的分配。结果，企业不愿意放弃旧、过时的、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