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企业精神-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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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内，管理成为遍及全球的巨大力量。
今天，我们在〃学习理论〃上，经历了同样长的间隔时间。德国人冯特（Wilhelm Wundt）和美国人詹姆士（William James）于 1890年左右开始对〃学习〃进行科学研究。二战后，两名美国人哈佛的斯金纳（B。F。Skinner）和布鲁纳（Jerome Bruner）提出并检验了学习基本理论，斯金纳专于行为，布鲁纳专于认知。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学习理论才开始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也许由企业家根据我们对学习的知识来创办学校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往则是根据代代相传的老太太们对学习的陈旧看法来办学）。
换言之，知识变成可应用的技术并出现在市场上、被人们所接受的间隔时间大约是在25…30年之间。
这个规律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化。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现转变为技术、产品和方法的速度快于以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错觉。在12…50年左右，一名英国圣方济会的修士培根（Roger Bacon）指出眼睛的折射缺陷可以通过眼镜片得到矫正。这个观点与当时每个人的认识不相容中世纪〃不容置疑〃 的医师权威伟大的医学家已经〃证明〃 这不可能实现。培根生活并工作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区约克郡北部的荒野地。然而，30年后阿维老翁（在法国南部）的教皇宫殿的壁画上（至今仍在）就画着一个年老的红衣主教戴着眼镜在念诵；过了10年微型画像上开始出现配戴眼镜的老伯爵在开罗的苏丹皇宫。磨坊水车是由欧洲北部的本笃会修士公元1000年左右发明的碾谷物的设备，是第一种真正的〃自动化〃装置。30年后，它在整个欧洲开始普及。西方人学习中国的30年里，古登保发明了印刷术和木刻印刷。
知识变成基于知识的创新所需的间隔时间似乎与知识的本质有关。我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也许相同的间隔时间适用于新的科学理论并不是一种巧合，库恩（Thomas Kuhn）在他们突破性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1962年）中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大约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成为新的范式这个新声明引起科学家的注意，并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当中。
知识的聚合
基于知识的创新的第二个特点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它们几乎很少基于一个因素而是多种不同知识的聚合，而且这些知识并不都是科学或技术知识。
种子和家畜的杂交是本世纪中使人类受益最多的少数几个基于知识的创新之一。它使地球能够抚育的人口数量，远超过了50年前人们所能想像的。第一个成功的新种子是杂交的玉米。它是华莱士（Henry C．Wallace）依阿华州一家农业报纸的出版商，后担任哈定（Warren Gannaliel Harding）和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政府的农业部长25年辛勤工作的结果。也许他是农业部惟一值得纪念的人物。杂交玉米来源于两种知识。第一个是密歇根州植物种植者毕尔（William J．Beal）的成果，1880年左右，他发现了杂交的契力，另一个是荷兰生物学家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对孟德尔（Mendel）的遗传学的再发现。这两个人彼此互不相识，无论是在意图上还是在内容上，他们的工作都全然不同。然而，只是将两者聚合在一起就能产生杂交玉米。
怀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也是基于两种知识。第一个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设计出来的、用于发动奔驰和戴姆勒所生产汽车的汽油发动机。第二个是数学知识：气体力学，它主要是从滑翔机的实验中发展出来的。这二者都是完全独立发展的，但只是将二者聚合在一起，才使得飞机制造成为可能。
前面提到的计算机需要至少多种不同的知识：科学发明三极管；重大的数学发现，二进制理论；一种新的逻辑；穿孔卡设计概念；程序和反馈的概念。这些缺一不可，否则计算机不可能产生。英国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常常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巴贝奇为什么没有造出计算机呢？人们普遍认为是因为当时没有合适的金属和电力。但是，这是一种误解。即使巴贝奇有合适的材料，他最多只能造出我们现在称为〃收银机〃机械计算器。没有逻辑、穿孔卡的设计概念，以及程序和反馈概念，巴贝奇只能幻想着计算机。
1852年，皮埃尔兄弟建立了第一个企业家银行（勇于投资），几年之内，该银行就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是他们只有一种知识，而此型银行需要两种知识，他们有一套创造性金融理论，这使他们成为聪明的风险资本家（venture capitalist）。但是他们缺乏系统的银行业务知识，这个理论当时正好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发展，由英国人白哲特（Walter Bagehot）编纂他的经典之作《伦巴第大街》（LOmbard Street）一书中。
皮埃尔兄弟19世纪60年代初惨遭失败后，三位年轻人分别在皮埃尔兄弟停下来的地方重振旗鼓，并在风险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增加了银行业务知识，最终获得了成功。第一个人是摩根（J·P·Morgam），他曾在伦敦接受培训，也对皮埃尔兄弟的信贷公司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865年他建立了19世纪纽约最成功的企业家银行。第二个人是莱茵河彼岸的德国人西门子，他创立了〃世界银行〃（Universal Bank）。他使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它既是英国模式的储蓄银行，又是法国皮埃尔模式的企业家银行。远在东京的日本人涩泽荣一（Shibusawa Eichil），是第一批旅欧直接学习银行业的日本人，他在巴黎和伦敦的伦巴第大街都待过一段时间，建立了日本式的〃世界银行〃，成为现在日本经济的奠基人之一。西门子的〃德意志银行〃 和涩泽荣一的银行现在仍是所在国最大的银行。
谈到现代报低，首先想到的人是美国人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他创建了《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贝内特完全了解报纸面临的问题：一份报纸必须要足够的收人才能在编辑上取得独立地位，然而，同时，必须价廉，才能在大众中流通。早期的报纸或者以出卖自己的独立性来获取收人，而沦为某党派的喉舌如同当时大多数美国报纸以及几乎所有欧洲报纸一样，或如同那时的贵族报纸，如伦敦的《泰晤士报》，是〃绅士写绅士的报纸〃，价钱非常昂重，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负担得起。
贝内特聪明地利用了报纸需要的两大科技知识：电报和快速印刷。这些知识使他能够以远低于传统成本的价格办报纸。他知道他需要高速排版作业，这项技术在他死后才发明。他还知道一个非科学知识（共两个），大众识字水平，它使廉价报纸的流通成为可能。但是他没有把握住第五个知识：将大众广告作为收入的来源，使报纸在编辑上拥有独立性。贝尔特个人享有非凡的成就，他是第一位报业巨子。但是他的报纸却既没有取得领导地位，也没有获得经济效益。这两个目标是在20年后，1890年左右，由三位懂得并利用广告的年轻人来实现的：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他先在圣路易斯发展，后来到纽约；奥克斯（Adolph Ochs），他接管了濒临破产的《纽约时报》，并使它成为美国的头号报纸；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他发明了现代报纸连锁事业。
塑料的发明以尼龙为起点，也是聚合了许多不同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都是在1910年左右产生的。其一是有机化学，由德国人开创，后由在纽约工作的比利时人贝克兰加以完善；其M是X光衍射，有了它才了解了结晶体的结构；其三是高真空技术；最后一个因素是一次世界大战物质短缺的压力，致使德国政府愿意花大量投资来研究聚合物，以获取橡胶的替代品。尽管如此，尼龙也还是经过了20年，才做好了上市准备。
必需的知识齐备之前，基于知识的创新就不会成熟，必须遭到失败。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这些因素已经广为人知，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使用时，创新才会产生。1865一1875世界性银行的出现就是这种情况。二战后计算机的产生也是这种情况。有时，创新者能够识别缺少的部分，然后努力将其研制出来。普利策、奥克斯和赫斯特开创了现代广告业。尔后，广告业又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媒体，即将信息和广告合并〃大众传播〃中。怀特兄弟认识到所缺的知识主要是数学，然后自己开发了风洞发展了数学理论，并实际测验了数学理论。但是，在一个基于知识的创新所需要的所有知识都具备之前，创新将不会起步，将成为死胎。
例如兰利（Samuel Langley），与他同时代的人都以为他会成为飞机的发明者，因为他比怀特兄弟更专业，受的训练更好。他是当时美国领先的科学学会，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的秘书长，而且可以任意使用全国所有科学资源。但是即使兰利时代已经发明了汽油发动机，他却不予理睬，因为他相信蒸汽发动机。结果他的飞机虽然能飞，但由于蒸汽发动机本身太重它无法承担任何重量，更不用说一名飞行员了。飞机的产生需要数学知识和汽油发动机相结合。
事实上，在所有知识聚合在一起之前，基于知识的创新所要消耗的前置时间通常还没有开始呢！
2。基于知识的创新有何要求
基于知识的创新因为特性与众不同，所以有特殊的要求。这些要求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创新。
1．首先，基于知识的创新要求对所有必要的因素进行细致的分析，无论是知识本身的因素，还是社会、经济或认知方面的因素。这种分析必须辨别出哪一种因素还不具备，企业家才能确定所缺的因素是否可以被制造出来如同莱特兄弟在所缺乏的数学上做的决定或创新是否尚不具有可行性而最好推迟进行。
莱特兄弟的行为是这种方法的最好见证。他们周密思考过建造一架由人驾驶、马达推动的飞机所需要的知识；然后着手一项项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收集可用的信息，先从理论上对它进行测试，接着进行风洞测试，然后进行实际飞行试验，直到他们获得建造副翼和机翼所需要的数学知识。
基于知识的非技术性创新也需要同样的分析。摩根和西门子都未发表过论文，日本的涩泽荣一却发表过。而且我们知道他放弃前程似锦的政府工作而创建一家银行的决定是在对既有知识和所需要的知识进行仔细分析后做出的。同样地，当普利策推出第一份现代报纸时，他也仔细分析了所需要的知识，并确定了必须创造，也能够对广告进行创造。
如果我可以插人我个人的事例，那么我本人在40年代初期成功地成为管理领域的创新者也是基于同样的分析。它所要求的许多项知识当时已经存在：如组织理论，而且还有大量关于管理工作和工人方面的知识。然而，我的分析结果显示出，这些知识都过于零散，而且分属于许多不同的科目。然后，我找到了所缺的关键知识：企业的目的；高层管理的工作和结构方面的所有知识；我们现在所称的〃企业政策〃 和〃战略〃，以及目标等等。我确信所有这些缺乏的知识均可制造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分析，我就不会知道它们是什么知识，或它们就是所缺的知识。
不进行这种分析几乎注定会带来灾祸。要么基于知识的创新不可能获得，这就是发生在兰利（Samuel Langley）身上的故事，要么创新者品尝不到创新的果实，只不过成功地为他人创造了机会而已。
英国人未能从自己的基于知识的创新中获取回报的故事对我们尤其有启示意义。
英国人发现并开发了青霉素，但是接受研究成果的却是美国人。英国科学家做大量技术性工作，产生了正确的物质和用途。然而他们未能将这个制造能力视为关键的知识因素。他们本可以开发出所需的发酵技术，但是他们甚至连试都没有试。结果，美国一家小公司辉瑞（Pfizer）继续研究发酵技术，最终成为世界一流的青霉素生产商。
无独有偶，英国人想像、设计并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式客机。但是，英国的哈维兰（Havilland）没有分析还需要什么东西，因而没有辨别出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配置问题，即对于一条航空线路而言，喷气飞机能够给予这条线路最大优点的合适的商务载量和合理的规模。另一个要素同样不起眼：如何资助航空公司购买如此昂贵的飞机。哈维兰没进行分析的后果是使两家美国公司波音和麦道接手了喷气式飞机，而它自己不久消声匿迹了。
这样的分析看起来似乎相当显而易见，然而科学或技术发明者却很少进行。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拒绝进行这种分析，只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