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国富论-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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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因为有这种费本留在国内，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较大。但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资本也对本国很有效用。譬如，英国亚麻制造者年年投资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输入亚麻来加工。此等资本，虽非产麻国所有，但对产麻国有利，则很明了。这种亚麻，只是产麻国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设不年年输出，以交换本地所需各物，即无价值可言，其生产将立即停止。输出亚麻的商人可偿还亚麻生产人的资本，从而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英国制造者，又可偿还这种商人的资本，使他们继续运输。
象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往往没有足够资本，既把一切土地改良和耕种起来，又把全部原生产物加工起未，使适于直接的消费及使用，又把剩余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运往远方的市场换取国内需要的物品。不列颠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苏格兰南部的羊毛，就大部分因为当地缺乏资本，不得不经过极不平坦的道路，用车运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其人民没有足够资本把产品运到需要它们的远方市场去销售。他们中，纵使有个把商人，亦只好说是大富商的经理人。这种大富商，往往住在比较大的商业城市里。
一国资本，要是不够同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那末，我们就可以说，投在农业上的部分愈大，所推动的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也愈大，同时，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愈大。除了农业，当推制造业。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
所有资本还不足兼营这三事业的国家，就其富裕的程度说，实未达到自然所允许达到的最高点。无论就个人说，就社会说，企图以不充足的资本，在时机未成熟时兼营这三事，都不是取得充足资本的最捷途径。正象一个人的资本有一定的限度一样，国内全体人民的资本亦有一定的限度，只够用于某几方面。要增加个人资本，须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蓄积；要增加国民资本，亦须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蓄积。因此，资本的用途，若能给国内全体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能作最大的积蓄，则国民资本大概就会极迅速地增加起来。但国内全体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以国民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大小为转移。
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没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运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甚至有些省分，特别是维瓦尼亚和玛利兰，经营零售生意的店铺和栈房办为居住在母国的商人所有。零售业不由本地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不多，这就是其中之一。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
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以而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异记载，是可以置信的。然而，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印度人亦常有这种迷信；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生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那常常是金银。
这样，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上、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同是批发商业，投资结果，亦将因所营批发商业的种类不同而极不相同。
一切批发贸易，或一切大批买进来以便大批再卖出去的贸易，可分作三类，即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和运送贸易。国内贸易是从国内这个地方买国产货物进来，再在国内另一个地方把它卖出去，那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贩运贸易，是从事各外国间的贸易，即以甲国的剩余产物运往乙国。
投资在国内贸易上，购买国内甲地产物运往乙地售卖，往返一次，一般可以偿还两个都是投在本国农业或工业上的资本，使本国的农业制造业不致中断。运用资本，从商人店里，把一定价值的商品运出去，结果，大都至少可只换还一个等价值的别种商品。所以，假若交换的两方，全是本国产业的产物，结果当然可以偿还本国两个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能继续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比如，把苏格兰制造品运到伦敦，再把英格兰谷物或制造品运到爱丁堡来的资本，往返一次，无疑可以换还两个投在英国制造业或农业上的资本。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如果是用本国产业的产物来购买，那末，每往返一次，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能换还两个不同的资本，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是用来维持本国产业的。例如，把英国货物运至葡萄牙，再把葡萄牙货物运至英国的资本，往返一次，只补还一个英国资本。另一个却是葡萄牙的。所以，即使此种贸易能象国内贸易同样快地赚回本利，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比较起来，亦只能鼓励半数的本国产业，鼓励半数的本国生产性劳动。
但是，此种贸易很少能象国内贸易那么快地赚回本利。国内贸易的本利，大都每年能赚回一次，甚至三四次。此种贸易的本利，每年赚回一次，已属难能，二三年赚回一次，亦非仅见。往往，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已经运用了十二次，即付出而又收回了十二次，而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仅运用一次。所以，两个资本要是相同，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比较，前者对于本国产业，往往可提供二十四倍的鼓励与扶持。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是不用本国产物换购，而用第二外国货品换购。但这第二外国货品，非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必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即以本国产物，购买第三外国货品，再用以购买第二外国货品，因为除了战争和征服的场合，外国货品，只有用本国产品直接换购而得，或用本国产品经过两三次不同交易间接换购而得，此外别无他法可以获得。所以，使用于这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和使用于最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除了它最后的收回，由于必须依靠两三次不同对外贸易的资本的收回，所需时间较长这一点外，无论就那一点说，都有相同的效果。设使商人以英国制造品换购维及尼亚的烟草，再用维及尼亚的烟草换购里加的麻枲，那末，非经过两次对外贸易，资本不能返到商人手上，再用来购买同量的英国制造品。再假设用以购买维及尼亚烟草的，不是英国制造品，却是牙买加的砂糖，牙买加的砂糖，才由英国制造品购换，那就得等候三次对外贸易资本的收回，该商人才能再使用同一资本购买同量的英国制造品。又假设经营这二次或三次对外贸易的，是两三个不同的商人。第一个商人输入的货品，归第二个买去输出，第二个输入的货品，又归第三个买去输出，那就各个商人说，各自资本的收回，确是比较迅速；但投在贸易上全部资本的最后收回，却是一样迟缓。投在这种迂回贸易上的资本，究为一人所有，或为三人所有，对个别商人，虽有关系，但对国家，却毫无关系。无论为一人所有，或为三人所有，间接用一定价值的英国制造品来交换一定量麻枲，与英同制造品和麻枲直接互相交换的场合比较，所需资本总必大三倍。所以，和比较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较，投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虽数量相等，但它对于本国生产性劳动所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却往往要少些。
用以购买国内消费的外国货品的，无论是什么外国商品，都不能改变贸易的性质，不能增减它对本国生产性劳动所能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如果用的是巴西的金，秘鲁的银，这金银的购买，就象维及尼亚烟草的购买一样，当然少不了要用某种本国产业的产物，或由本国产物换购的某种物品。所以，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说，无论在利的方面，在害的方面，在偿还直接用来维持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迟速方面，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都和任何其他同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样，毫无区别。比较起来，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似乎还有一个好处。金银为物，可在小容积中包含大价值，故与等价值的其他货品比较，运输费是比较的小，保险费却未必较大。此外，金银在运输过程中，比较不容易遭受破损。所以，用金银作媒介，比较用别种外国货物作媒介，我们往往可用较小量本国货物购得等量的外国货品。所以，比较起来，用别种外国货物作媒介，不如用金银作媒介，因为国内的需求可以而得到更充分的供给，而所费又比较的少。至于不断输出金银以购买本国需要的外国货物，能否陷国家于贫困，这问题我们以后要从长讨论。
投在运送贸易上的资本，全是从本国抽调出来，不用来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却转用来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这种贸易经营一次，虽可偿还两个资本，但全非本国所有。从波兰运谷物到葡萄牙、再运葡萄牙水果、葡萄酒到波兰的荷兰商人的策本，确乎偿还了两个资本，但全非用来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其中，一个是用来维持波兰的生产性劳动，一个是用来维待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归到荷兰去的，只是荷兰商人的利润。有了这种贸易，荷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并不是波有增加，但所增加的只限于此。固然，如果运送贸易所用的船舶与水手是本国的船舶与水手，那末，为支付运费而使用的那一部分资本，是用来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用来雇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事实上，运送贸易旺盛的国家，几乎都是这样进行的。运送贸易的名词，也许就是由此而来，因为这种国家的人民，对外国人来说常常是运送者。但运输所需要的船舶与水手，不一定为本国所有。比方说，经营波兰葡萄牙间运送贸易的荷兰商人，不一定要用荷兰船舶，用英国船舶也未始不可。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时候，他的确是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认为，运送贸易特别有利于象英国这种国家，它的国防与安全取决于船舶与水手的数目。但是，在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方面，甚至在国内贸易方面，同量的资本，可照样雇用那么多的船舶与水手，如果所必需的运输，是用近海航船来进行的话。一定数量的资本，究竟能雇用多少船舶与水手，不取决于贸易的性质，而是一部分取决于货物容积与货物价值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运输海港间的距离。在这二个条件中，前者尤为重要。纽卡斯尔与伦敦间的煤炭贸易，虽两海港相距甚近，但所雇用的船舶与水手，比英格兰全部运送贸易更多。所以，以异常的奖励，强迫一国资本，使不按照自然趋势，而以过大部分投在运送贸易上，是否能够增进一国的航业，大是疑问。
这样，与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所维持所鼓励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一般较大，所增加的本国年生产物价值，一般也较大。但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运送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在这两方面，却提供更大的利益。在有富即有势的今日，一国的富强，一定和其年产物价值，即和其一切赋税最终所以出的基金相称。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既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无宁奖励国内贸易，与共奖励运送贸易，无宁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
但是，如果这三种贸易，是顺应事物的趋势，自然发展起来，没有受到拘束，没有遭遇压力，那末，无论其中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