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5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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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我们要改进学术标准，中国才可以很快赶上去。我们还是来看看研究生教育问题。从研究生教育来看学术标准。你搞了这么多年教育，肯定体会很深。就拿现在的博士论文来说。假如对一个博士说：你不要写博士论文了，你就把柏拉图著作在英国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各种译本给我集译过来，并把当时的学者和译者的各种观点分别注释在下面。这样的话，不出十年、二十年，他们的博士论文对中国西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比现有的博士论文写作所起的作用大多了。
　　邓：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算博士论文啊。如果我的学生这样做，我一定要保他过关。问题是没人愿意这样做。
　　肖：是没人要求去这样做吧？
　　邓：主要还是没人愿意。因为这个东西，现在的中国人是看不起的，觉得只是个工匠，没有自己的体系，所以学界不会承认。当然做出来了，学界肯定会承认。
　　肖：他没信心？
　　邓：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能够想献身哲学的这些人都是有很大抱负和理想的，都不是那种到这里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整理工作就心满意足的人，都是心气很高的。所以我通常就让他们自己选题。
　　肖：他心气很高，不是坏事，是好事。但这还是属于学术观念的问题。假如某人心气很高，但认识到不真正经过这个过程，就实现不了自己心气高的理想，他就不会因为心气高而不愿做那些事情。就像有些人喜欢谈尼采，说尼采的著作是语录体，是片断性的。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尼采二十多岁就是语言学教授。我说不能忽略这个前提。　　邓：我说的心气高是指他们不愿做基础工作。一个是要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另一个想的是如果要研究哲学，就要做国内数一数二的；要做到这个程度才
　　　　　　　　　　　　　　　　　　　　　　　　　　　　　去做它；如果没有这个希望，他就去搞别的工作。这就是心气高，瞧不起做小事情。当然，我一般也不会阻止他们，人各有志。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还得回到原本，他们也许就会更重视基础性的东西。其实我也是这样，我原来哪里想到会搞翻译。我开始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思想，就要把它表达出来，后来发现还非翻译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够去做那些所谓的思想的事情。
　　肖：你的学术经历表明，最后才发现这一点，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的想法是形成一种风气，一种标准，没有遵从这种风气和标准，他就做不了学问。这样是不是事半功倍啊？
　　邓：在这些方面，我一般是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稍微加一把力，但是不勉强。
　　肖：研究西学就得从西学“小学”开始，就像国学研究从“小学”，从文字语言开始。国外走的也是这条道路。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既不了解西学，也不了解国学，两个都是皮毛。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两个都是皮毛呢？比如西方也有很多专家，他们也是经过本科教育和基础教育，后来才走向专家道路的，然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基本训练和我们的不同，他们都经历过很多学科的训练。比如我最后不搞神学了，但我的神学训练还在。
　　邓：西方也有这个问题，它过分注重于资料的收集，考据和考证，然后呢，它都上不来。最近《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被翻译过来了。这套哲学史的作者都是非常专的专家，对文献的考证都搞得非常繁琐，什么伪书啊，什么年代啊，都搞得很细，但就不是哲学。
　　肖：问题是，从个体而言，一个人走多条路不可能。只有少数的天才才能马马虎虎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大的传统里，有人做这个工作，有人做那个工作。而我们呢，既没有人做这个工作，也没有人做那个工作。比如说搞哲学的，这几年哲学也没有看到谁搞出什么名堂来，而基础的工作也没人去做。我的意思是说，从体制角度来说，它那个体制保障了知识的分工，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分工。
　　邓：我觉得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很难。
　　肖：因此还是要改变体制。没相应的体制，靠一两个人，效果微乎其微。
　　邓：这就要求领导必须是专家，他知道哪个人搞的东西很有价值，就给他提教授、副教授。给他提上来，将来他会有成就的，虽然他目前发表的东西不多。这就是从学术规律来考虑问题的。改变体制应该从根本上改变。
　　肖：从上而下地改变，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一下子很难做到。但是我们的空间还是有的。我的一些同学现在在当大学教师。我们经常聊天。我就问，当年你们都当学生的时候骂老师骂得很狠，现在你们当老师了，你们打算怎么做？我说，你们改不了现在的体制，但是你们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还是大有作为的，比如如何给学生开文献，如何组织和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如何管理学生作业和论文的，等等。
　　邓：目前的体制，比以前强多了。在这个体制下我们做学问的也有了一定空间。所以我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主要问题还是观念，要自觉，要宣传，要影响。知识分子自己要争气。当然，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但那个东西，我们一介书生无能为力，最多只能呼吁。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等待，等待上面的觉悟。
　　肖：我们希望它觉悟，但是不能指望它觉悟。
　　五、如何指导博士生
　　肖：在体制没有变或者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你从一个博导的角度来看，觉得自己可以为学生做些什么？
　　邓：我觉得，在博导带学生方面，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简直没法带，我总是想辞职。那一年闹了风波，其实背后并不算完全是为那个事情本身，我真是觉得现在没法带学生。比如说，考试啊，录取啊，我们根本没有决定权。他让你带，让你怎么带，你都得听他的。你要是让我来选人，我根本就不那样选。像当年钱钟书这种数学都不及格的人现在可不可能录取？按我来说像那样的人也应该录取。在现在的体制，那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他们总是觉得你会开后门。
　　肖：在这种招生办法下录进来的学生，你是如何对待的？
　　邓：我不专门管他们，主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看他们的文章，给他们批改文章，每一门课都要有一篇文章。我带博士生，包括带硕士生，最能够跟我学到东西的就是他们写文章来让我给批改，给讲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改，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这是扎扎实实的学艺。至于课堂上讲课，当然也是一个基本的训练，但还是在于他们的动手能力，在于他们能不能写出东西。一个学生听了这么多课，他自己能不能写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问题，他论述的程序讲不讲得清楚？这个是最重要的。再一个，就是论文，就是他们的毕业论文。
　　肖：在阅读方面呢？
　　邓：阅读，基本上是开两种类型的课，一种是原著选读，一句一句地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已经开了七个学期，还要一直读下去。每个学期只能读那么一点点，不求全，他们跟我渎了一个学期，虽然没读完，但是也该知道怎么读书。我就是在训练他们读书的能力。
　　肖：那讲课很大形式上就是训练读书的能力。
　　邓：我那个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一次课三小时，顶多读两段文章。研究生，预习过的，自己先把它读下来——康德的句子很长，然后他们解释，一句一句地解释，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然后呢，他们讲完了，我再讲一遍，我讲完了——我讲的时候录音，他们再提问：只要是康德的问题，不光是这一段，联系到这一段或不联系到这一段的别的问题，我都解释。我的解释包括背景，包括康德当时跟别人的论战，包括康德的整个体系。其实我涉及到整个体系，以及人们对康德的评论。我把它叫全息式学习法。有的人说一个学期只读这一点，那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呢？我说不需要读完，我在读每一段的时候，就联系了康德整个的哲学。这是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就是方法论课。我们进校当研究生时，我们的前辈老师说这是哲学史更高一层的课。哲学史方法论，实际上就是对哲学史的看法。哲学史方法论课，我基本上采取上大课的方式，而不是讨论班的方式。讨论班，基本上就是采取提问的方式，提到基本上没有问题为止，再进行下一段，那个时间就很长了，一节课就只能讲一点。上大课，就是我讲，我一期课可以讲十五六讲，那就没有时间讨论的，但在课间课下都可以问。
　　肖：这个方法论你讲了多少年？
　　邓：有好多年了，一般是每年或每隔一年讲一次。当然要讲黑格尔的哲学史方法论。这个是必须的，再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感，逻辑学和中西比较的一些课题，等等。
　　肖：有没有定型呢？
　　邓：还没有完全定型。有时候他们要求我讲什么，我就加一些东西进去。方法论是比较宽泛的，没有一定的具体的内容。第五届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
　　由国家版权局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的“2004BIBF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定于5月24~28日在北京顺义宾馆举行。　　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序幕，时间安排在BIBF前100天，对与会人员进行版权贸易知识和实际操作技巧培训。研讨会的会议资料包括：出版政策法规、《引进版权目录》、欧美及港台等出版市场出版物排行榜。
　　本届研讨会拟邀请美国、德国、法国出版界专家、学者，台湾地区版权贸易专职律师，内地出版及版权贸易专家，就“版权贸易中的法律问题及案例解析”、“中美、中德、中法版权贸易现状分析”、“海峡两岸版权贸易回顾与展望”、“版权贸易成功案例介绍”、“如何推动版权输出”、“引进版权图书市场营销与开拓”等八个方向进行研讨，对进一步增进海内外出版业的相互联系，加强合作，共同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高高低低话平等
■　　黄纪苏
　　　今天算是向同学们做思想汇报。
　　　平等问题我从八四、八五年开始关心，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自己的感想曾零零星星在谈其他事情如写考古文章的时候趁机塞人过一些，写《切·格瓦拉》当然面对的主要是社会平等问题，但戏剧重在抒情而不是说理，我们只是表了表态，讲出了一些结论和判断性的东西，戏剧界都觉得坏了他们的行规。一直想就平等问题正面地好好谈上一谈，谢谢同学们给了我这次机会。我谈的东西比较多，但概括一下也就两个意思：第一，不平等是必然的。第二，平等也是必然的。同学们说，你这不是抽自己嘴巴么，而且左右开弓！我刚才说了，今天是做“思想汇报”，“思想汇报”同学们不大熟悉，我也只是听说，就是下级跟上级之间关起门来的一种很有趣的交流。同学们知道，关起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别说自己抽自己嘴巴了。
　　平等是人生问题
　　平等／不平等首先是个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所以用不着掉书袋。再说，楼上就是图书室，同学们实在要掉可以自己去掉，用不着我当二道贩子。
　　平等是人生问题，大家身经目见，谁没有一腔子感受？同学们从学前班一路杀奔大学，其中的滋味岂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个词儿所能道尽的？年年考高中考大学考硕考博，那都是社会战场呀，多少南拳北腿杀声震天，待到尘埃落定，分数下来，同学们便发现自己高高低低地站在社会楼梯的上面：有的进了北大，有的进了财大，有的去了夜大。同学们如此，老师们又何曾闲着？他们从讲师杀向副教授，从硕士生导师杀向博士生导师，虽然刺刀没见红，可也相当惨烈。总之，平等问题随处可见，每个同学都有感受，都有发言权。所以同学们如果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希望随时跟我交流，拍案而起也行，连连咳嗽也行。
　　一、不平等的年龄
　　不平等起源要重新思考
　　医生看病都要了解这病得了多久了。如果一翻病历都三四十年了，那就往往采用姑息疗法，吃点维生素，只求别急转直下就算了。我们跟社会不平等做斗争，也要打听不平等的年龄，一问挺年轻，刚三四千岁，那就可以考虑开刀根治。要是经过了解发现，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了它，甚至更早，那就得想想这病治得了治不了，把孩子的学费、老婆的私房以及自己的买断工龄钱统统搭进去划算不划算。马克思主义对不平等这件事比较乐观，认为它是在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不太远的过去才出现的事情，生产力接着再往下发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