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5期-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均曾为此付出过真情；夫妻一场乃人生机缘，婚姻不复情义应驻；爱情不再，恩情仍存；不做夫妻，尚可为友。故而，双方在处理财产问题时，应理智达观，轻物重义，宽人克己。至于子女，必然被迫面临随父或随母一方生活的痛苦选择，这也将关乎其日后生活、成长乃至命运。无论是父母还是法官，惟以是否有利于子女生活成长为尺度，审慎考量，才不违肩上的责任。”拿着这份人情人理的判决书，孟某感动地哭了。（启明、刘虹《一份令人感动的离婚判决》，《今晚报》2004年1月30日）
　　研读上面两例判牍，使我联想到唐代颜真卿在刺史任上时，曾为一件离婚案写了判词。案情比较简单，大致是，杨志坚的妻子嫌弃丈夫无钱无权，认为没出息，向他讨要休书以便改嫁。杨志坚便写了一首诗给她说：“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于是，其妻拿着这诗去州里办理官府的文书。时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判决准改嫁，判词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帛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骈散兼用判词之中并列（或说是“排比”）使用了前燕人王欢和西汉朱买臣之妻嫌夫贫贱而改嫁的历史典故，既贴切、富有人情味而又褒贬分明。《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和颜真卿的《文忠集》里，均有这篇著名判词的完整记载。
　　可以说，这是一份多年不见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判决书。其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在于其中的“判后语”。本来，法律的严肃未必就是冷冰冰的判决文字。与之性质相同的古代的“判牍”，一向多有“人情味”，也是讲究文学色彩的一种独特的公文文体。其“判牍的语言力量”，来源于注入判词的法律内容和法律文化。判牍是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体现。一份质量上乘的判牍，可以更充分地体现法律的威严，同时也以可化解众多矛盾，还可以对当事人乃至社会各界发生不可估量的“教化’’作用。即如上例报道中说到的，在庄重的判决书上写下富有浓厚人情味的“判后语”，在法理之外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发挥了古来倡导的“和息讼争’’的积极作用。关注“判牍的语言力量”，看似细微小事，但作用不能低估。


民主；不是结婚，而是谈恋爱
■　　伍立杨
　　　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顾准提出一个问题：“号称为反对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通常主张，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制。”
　　顾准就此反驳道：“但是两党制的实际状况也造成了那些民主主义者的幻灭，因为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象只有两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一一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两个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便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顾准文集》，第343页）同时认为，苏联怀念斯大林，就是对强力权威的感情。
　　苏联人是否怀念斯大林，被化为专制意志盲目工具的苏联人最有发言权，评价斯大林，现在已有很多解密档案。生长于半封建的、半亚西亚式的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中的斯氏模式，早已大白于天下，可以不提。
　　惟顾准文中的比喻，可以说蹩脚到了极点。首先在上轨道的民主国家中，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一个基本准则。只有两党或多党才可以在政争中取得妥协和平衡。二者择一，是任何有定见的正常人的必然选择，谁能获取民心，自然就被“择”。所以，民主制不是结婚，而是无休止的谈恋爱！也就处于无休止的选择之中，政党为了获得选票，总是处在不断的改革、修正，也就是处在不断的“讨好”老百姓的过程中，那么就总会有其所喜欢的出现，就算两个都不喜欢，也很快会有“第三者”出现，这是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激烈的政争中，有为的政党哪里还敢换汤不换药！政党竞争，当然是为了获取执政权，但在客观上，必为百姓承诺、服务，所以人民永远有主动权，有不断的选择权；所以要打比方，这就不是结婚而是不断的谈恋爱的过程。
　　道光年间的广东名儒梁章冉在《海国四说》里谈到他对美国的认识，他认为美国的国家行政“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又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其举其退，一公之民。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
　　这位十九世纪初中叶的知识分子，对先进民主国家性质的认识，就算放在今日世界国体情况中来衡量，也是眼光卓异，确切不移的。自然，其水准高于顾准。历史的事实证明，任何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专制者，结果都有可能变为重敛以逞、劳民弗恤的恶政府。霍布斯在其巨著《利维坦》中把人类描绘成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者，他说：“全人类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即对权力的无休无止的渴望。非到死亡不止。”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为国家民众事务，提供良好基础及制度途径，而达成一种“政治的善”。清廷推翻，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鼓励国民党发挥良美政治、政见，“与他党争胜”，宋教仁说“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这就是民主的精神——承认我，亦承认他人，彼此平等、说服、讲理。作为竞争的政党来说，都要求取得民众的承认，民众自可从容选择之；而民主的精义，最容不得强力威权的压制。所以，顾准这一比喻，看似俏皮，实则不中的，他看走了眼。


“新儒家”的梁漱溟与阎宗先生
■　　散　木
　　　“新儒家”，当系坚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念，于传统思想和文化在现代中国“花果飘零”之际，掉背孤行、执着地捍守那一脉道统和学统的三二先生。这几位老先生中，人称“现代三圣”的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当“文化保守主义”被当下的时流看好时，他们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评价，尽管当下的道德价值失落＼，终极信念的匮乏、存在的惶惑仍然呈严重的态势，“全球化”、“市场化”大势所趋，说什么“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返本开新”蝶兮梦兮仍然不切实际，不过，我们心头存有几位真正为中国文化的流布、为真理的探寻而九死不悔的大师、哲人，究竟胜过“一无所有”或“一地鸡毛”的吧。
　　熊、梁、马，说他们的学问是笔者不敢的，说他们的人格和气象也是一篇文章打不住的，好在文字和活在文字中的记忆都在，我是读了熊先生的一封信、梁先生的日记，以及《博览群书》上阎先生的哲嗣阎守诚《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才忽然想到要写写家乡的阎先生（也是我在故乡时的邻居）的。…　　五台阎宗临是“曾经沧海”的人，他在执教两广时就与熊、梁两位学术和思想巨子相交，因而也就进入了大师们的世界，可惜在阎先生生前他没有留下甚至是吉光片羽的回忆，在阎先生逝去十六年后，有一册《阎宗临史学文集》出版，可惜那里面也没有一句说及此。这本书的序言，分由饶宗颐和姚奠中两位先生执笔，饶先生是当下仅存的国学研究的泰斗之一，他曾与阎先生共事于战时的广西，那也正是阎先生得与熊、梁相识时，后来饶先生居海外，阎先生如其所云是“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不过那也不独一个阎先生了。姚先生的序言成书前似曾刊登在《山西大学学报》上，记得受读之余，印象最深的是姚先生回忆阎先生的一句“名言”，或许这可以解释饶先生所以为之“深惜”的，那是关于“船”和“岸”关系的借喻（“党是岸，知识分子是船”，“哪有船木靠岸的道理”），相信这对无数从“思想改造”诸“运动”中过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不过阎先生文集成书，姚先生序言中就没有了这段话，我还诧异：这是为什么呢？不过再想想，也就释然了。今天说起这事，是因为新近披露的熊先生1949年11月29日的一封信。
　　熊先生信的背景是无需诠释的了，那时，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决定留下来，而且不久前他的乡人董必武和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已邀请他北上，熊先生有阔大的气象，他不“熊’’却“牛”，与我们已经熟悉的陈寅恪一样（这是托《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广为流布的福），他竟回答说：“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吾决北上，否则不欲北行”，他又致唐君毅信，内称：“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二字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吾侪无有‘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熊先生不是一个赶时髦的人，也不是见猎心喜的人，他有操守，也是书生，所以他会持“不变吾之所学而为教’’为誓言，因为“年近古稀，岂能变面孔冒充时髦”，教书可以，只是“世事吾决不谈”，写这信时他还说：“艮与宗临亦赞同此意”，即他北上前听过友人的意见了，“艮’’是黄艮庸（广东人，参加过“五四”、北伐、福建事变，后追随熊、梁从事乡村建设，与阎先生相交于中山大学），“宗临”就是阎先生了。熊先生这封信是他沧桑鼎革之际一个心迹的剖白，他回答了当时外界对他的种种猜疑，他说：“吾一向为学即尽吾教学之责，以坦然至诚之态度立乎庠序，不必预先先猜疑共党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他的思想和立场和陈寅恪们是一样的，在捍卫、宏扬中国文化这一层面，他们是与新政权有共愿的。不过，我的感觉却是：何以当年那位赞同于熊大师的阎先生，后来却说出“没有‘岸’靠船，只有‘船’靠‘岸”的话来呢？而且，他们（这又让我想起先父）这种由衷的体会是人骨的呵。于是，世纪之后，似乎可以问一下了：他们得到什么、丧失了什么？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了。比如同样是过来人、当然又比阎先生更加坎坷得多的萧乾先生，在他的晚年，就感慨地说：“若把国家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心船的方向”（见邢小群《凝望夕阳》），这里，“船”也好，“划船手”也好，或是“岸”和“船”的关系也好，都不能只是简单到“皮”与“毛’’的从属关系，即使是出于赤诚，也不能完全丧失主体的独立性，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使命决定了的。
　　转一个话题，再说阎先生与梁氏父子的友谊。
　　数年前度暑时，寻来《梁漱溟日记》消遣，发现好几处梁、阎两家的记录。梁、阎在抗战中曾共事于“文化城’’的桂林和羊城等地，其时梁公子厌学，是得阎先生教诲而翻然醒悟，这才投考了中山中学高中部先修班，后来梁先生未尝忘怀，多次嘱咐儿子听从阎先生的教导，想现在的梁公子当能记得此事乎？阎先生北返故乡，而当年梁先生身边的追随者有的仍然在北京时常与先生切磋，比如黄艮庸、郭大中等，“文革”前北京一些公园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一边锻炼一边交流，一直到大祸临头。就在梁先生1953年一番“九天九地”的“妄言”让刚刚发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领袖震怒之时，毛泽东9月16日开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26日，阎先生却进了梁先生的客厅，他们说了些什么？今天无人能知，不过那天梁先生日记中却记了一条陆象山的语录：“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以及他的体会：“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后来梁先生过世，有人持书有“中国的脊梁”的旗帜覆盖在先生的遗体之上，这似乎在当时还惹出了麻烦，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称为“中国的脊梁”的）。这年10月15日，阎先生又访梁宅，显然这使孤立、寂寞中的梁先生十分欣慰，他还叫公子梁培恕去看阎先生。又一年，1954年新春，阎先生托人送给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