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5期-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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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激治考证，得
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
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
如隔世。文中的“我”虽应是复数，但充溢其间的分明是吴其昌本人的肺腑之言。其忧心国事与“誓不自暴，蟊竟师志”的墓前誓言，也无一不与梁启超最末一次同清华研究院学生北海相聚的谈话交相呼应。
梁启超辞世的第二年，吴其昌即离开南开，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随后爆发的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又令其忧愤中烧，寝食难安。当国难日深之际，抱着书生救国、义无返顾决心的吴其昌，毅然于1931年11月20日，与其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以及妻子诸湘一同绝食，要求抗日，从北京到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请愿，并哭谒中山陵。其在孙中山灵前宣读的《昭告总理文》慷慨声言：
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
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
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
灵》）吴氏兄弟、夫妇绝食四日之举震动全国，其后声援与继发的请愿活动纷至沓来，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进一步高涨。
而因“合门绝食…‘名倾天下”（王蘧常《吴子馨教授传》）的吴其昌，却很快被清华大学解聘。1932年起，吴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此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期间已然开启的研治甲骨金文之学的路向，至此愈发凸显，诸如《殷墟书契解诂》十卷、《金文历朔疏证》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证》六卷、《金文世族谱》四卷、《金文名象疏证》四卷相继完稿；此外，吴氏还撰写了有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土地制度等方面的专题论文、论著多种。其在武大所开课程有“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以及“宋元明清学术史”，同样能够见出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学术流脉。时人认为，“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吴令华《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固然不错；但梁氏对
吴的影响实远超出文章之外，除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治学兴趣的广博上，吴也颇有乃师之风。
梁启超生前撰著、讲学不辍，曾有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梁思成等《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吴其昌也一如其师。1938年，武汉大学因抗战西迁至四川乐山，生活艰苦，原本体弱的吴其昌又染上咯血症。时为同事的方壮猷记其“常于吐血之后，发炎之际，工作不辍，偶或晕倒，而稍息即强起工作如常。家属友好有劝其节劳静养者，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方因此许为“实一热血沸腾，而不及自计之爱国志士也”（《吴其昌教授事略》）。吴其昌尽力于抗战事业又不止于讲学与著作，据吴女令华回忆，她还曾读到其父的一通电报稿，要求带领妻女，一同上前线抗日。
当1943年，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时，特邀吴其昌承担《梁启超》一题的撰著。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吴其昌因此不顾病势沉重，慨然应允。无锡国专同学王蘧常曾记其写作情景：“临命前一月，尚应当事约，作梁任公传，都五十（“十”疑为衍字）万言。力疾从事，气若不属，屡作屡辍，终至不起。”（《吴子馨教授传》）此语虽简要得体，终不若吴之自述详确感人：
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
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
至苦，……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致潘公展、印
维廉书》）
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嘱撰《梁启超传》，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一口气
写五万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体太弱，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
天，辛苦！辛苦！（《致侯塄书》）《梁启超》上册于1944年1月19日封笔，一个月后的2月23日，年仅40的吴其昌即在乐山病逝，自言“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的这半部传记，出版时已成为吴氏的遗著。因此，书稿印行时，也与同一系列的诸作不同，为表哀悼，卷首特别冠以由“胜利出版社编审组”署名的《作者小传》。
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虽仅成上篇，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他自认“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其写作也“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渝之故，乃至误期”（《致潘公展、印维廉书》）。
而展读该书，又可以发现，吴作明显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由于梁氏认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序例》）；以此，《李鸿章》一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对于李氏生平的记述也处处关合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梁启超运用娴熟的传记章法，经由其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历史研究法”的耳提面命，其中精义“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周传儒、姚名达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第一章），也为吴其昌所心领神会。尤其在为导师做传时，吴氏更自然而然秉持梁氏遗意。其书现存三章，分别题为“一世纪来中国之命运”、“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以及“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一一对应着“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从梁氏诞生至戊戌政变”以及“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的副题，明显体现出将1898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梁启超的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
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梁启超》一书中层露无遗。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梁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
与吴其昌结交甚早的王蘧常描状其形象为“长身瘠，一目视不能寸，削颚，有文如龟裂，常自虞不寿，无所成名，以此学益奋”；又称其“长好辩论，卓诡出人意，然必以正；矜气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僵仆无所辟”（《吴子馨教授传》），可谓传神写照。关于最末一点，其女吴令华有一段记述可与之互相发明。吴其昌曾在家庭谈笑间评点陈源为“英国脾气”、徐志摩为“美国脾气”，而自许为“中国脾气”，后者由吴本人释义为：“替别人着想，牺牲自己，负责任。”
“言志”与“载道”
■ 段 炼
周作人的论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1932年二三月间，作者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的讲演稿，由邓恭三（广铭）记录、北京人文书店印行。我读高中时，尝取此戋戋小册翻阅，颇有兴味。
最近，读到几本钱钟书的评传时，却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记录了钱钟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对周作人这篇论文的批评，便又从书架上，找来周氏的文章对比参证。不料，旧书新读，竟然读出些意思来。
钱钟书这篇发表在《新月月刊》4卷4期（1932年11月）的书评，对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钱钟书认为，在中国的“文学”概念中，“文以载道”与“诗言志”只是分工不同，原本是并行不悖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载道的文人，作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因此，钱钟书批评周作人的讲演，犯了“文以载道”和“诗言志”概念不清、简单交替以及循环论证的毛病。
对于这一观点，钱钟书后来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收入《旧文四篇》及《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略谓“文以载道”和“诗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文”指的是散文或古文，以区别于“诗”、“词”。因此，在钱钟书看来，这两句话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或羽翼相辅。文、诗、词是平行的，但不是平等的，“文”为最高。
而且，钱钟书指出，西方文艺理论灌输进来成为常识后，人们容易将“文”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的代名词……传统文评中有它的矛盾，但是“文以载道”和“诗言志”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因此，钱钟书认为，周作人是“把外来的概念应用得很不内行，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错觉”。
其二，钱钟书认为，周作人对于文学“源流”的推断，存在“根本的误解”，因为周作人是依据“公安派没有成为正统文学这一事实，而不是文学本身”。钱钟书反驳的理由是，“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造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剽贼’，欧的反对‘搏搪’，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
初看起来，钱钟书的反驳，似乎真的如评传作者所言，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细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我注意到，钱钟书的这两点意见，与周作人在文章中所阐发的观点，竟然是针锋不接。换言之，钱钟书对于周作人一文，存在比较明显的误读与误解。可以说，真正产生“矛盾的错觉”的，恰恰是当时22岁的年轻气盛的钱钟书。
钱钟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第二讲，即“中国文学的变迁”。在这一讲中，周氏开宗明义：“上次讲到文学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内的，后来因为性质不同而分化出来。分出之后，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显然，周作人在这里对中国文学作“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划分，只是对传统文论中“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说法的借鉴，并非如钱钟书所言，生硬地将“言志”文体定为“诗”，将载道文体归为“文”。事实上，在之后的阐释中，周作人也始终把“言志”与“载道”，纳入了相对广义的文学范畴中，并不曾刻意划分出诸如钱钟书所谓的文、诗、词之间平行、平等之类的关系。
但是，在钱钟书那里，周作人所说的“言志”与“载道”，被坐实成了对“诗”、“文”这两种具体的文学体裁的特征的描述，似乎随着“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学成了诗与文的竞技场。这显然与常识相悖，也与周作人的观点不符。借用哲学家怀特海（White Head）的说法，钱钟书的这一误读，称得上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其次，钱钟书在文章中，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许多“载道”的文人，作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似乎这一现象，是对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的又一次颠覆。客观地说，钱钟书指出的这一现象，对于作家个体而言，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这正是作家思想内涵的多元性和人性丰富多彩的体现。然而，从长时段、整体感来看，一个作家、一个时代的创作思潮、一个作家群体，在文学创作上的旨趣、风格、追求，无疑具有相对恒定的共性。即使某些作家、某些作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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