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5期-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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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度
人得了大病，拿着化验单站在鬼门关前，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一声浩叹，接着就宣布看破蜗角虚名，把做人上人的雄心壮志使劲摔在地上——这时能继续当人中人就谢天谢地了。我一直在想，死到临头才宣布放弃的东西也真是非同小可；而且，发狠要放弃的东西，心里放得下么？这很像热恋的人分手时发誓要忘掉对方，其实哪儿忘得了啊！多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报导，讲的是一群癌症患者的联谊活动，其中包括绘画唱歌比赛。按说这些人哪儿还有心情争什么楷书第一，国标第二呀，可记者偏偏就捕捉到其中佼佼者喜孜孜的好感觉。竞争的滋味好到可以多少抵消对死亡的恐惧。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度觉得自己健康没有希望了，经常思考死的主题，甚至拟了个遗嘱的腹稿。这稿子我不断修修改改，今天触景生情加上一句，明天转念一想改俩词。我现在记不起具体怎么写的了，反正一边默诵一边赞叹，断定这是古往今来的好篇章，飘飘然怪好受的。后来身体转危为安，遗嘱派不上用场，自己都觉得有几分失落。竞争的念头真是顽强得很，缺氧的地方也生，没水的地方也长，高寒的地方它还开得来了劲儿。
力 度
现在再来说“力度”。我本人做杂志编辑工作，前些年编过英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把一行行中国字变成外国字。干这个工作，需要对作者写作时的心思进行揣摩体会，不但要弄明白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要考虑作者到底想说什么，也就是“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工作久了，跟作者交流多了，便发现所说的和想说出的出入不小。跟我们一块工作的有位英国淑女，踏实得体，不多说不少道。她揣摩这些文章揣摩了近十年，终于有一天跟我发感慨：这些作者东说西说，说来说去，无非是想说自己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会说，没这么严重吧！真这么严重。你别看他洋洋万言，旁征博引，二里地长，其实真正推出的，无非是“我很了不起”五个字。五个字裂变成上万字，这不是核裂变么？现在十篇学术文章二篇说“我很了不起”，余下的八篇说“我也很了不起”。二篇狂奔，八篇狂跟，这就构成学术思潮、文化时尚。同学们咱们一块分析分析，为什么一篇写戏剧的文章尽是些“A层面上的D线效应与E层面上的F线效应”？为什么红楼梦研究要“首次引进数理统计”——不过是“统计”了贾政有几房老婆、乌头庄交来几种年货？为什么谈人跟人这点破事非要表啦公式啦模型啦捣鼓得跟晶体管线路图似的？我猜想，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黄腾达，传统人文学科和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相形见绌，从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自然昼夜盘算怎么混进科学家工程师的队伍里去。总之，在学术时尚、文化风潮中，攀比争胜就像沾了水的鞭子或强力兴奋剂，能把一个个好人逼得六神无主，胡说八道的。
同学们可能会问，人类对于比较性竞争执著或在乎程度怎么衡量呢？我向同学们推荐一种我用了多年的方法，就是“曲折衡量法”。什么意思呢？大家一定读过《阿Q正传》，阿Q头上生了块癞疮，特别忌讳，别说“癞”的同音字了，谁要是提“光”跟“烛’’他就恨谁。癞疮跟蜡烛之间音义的转折次数可以用来测量阿Q对疮疤上心的程度。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人类在吃的问题上几乎没什么联想——饥民除外，我没调查过——有也是一条直线不带拐弯。在“性”方面，人类特别是其中的光棍就特别能瞎联系，我有一回参观现代艺术展览，看到一件有圆有方有角的几何形雕塑，难以名状。老婆问我是什么，我哪儿知道是什么？只好按着朦胧诗的做法说那不是“创世纪”就是“天体”。等走近一看，牌牌上写着“女体”。我虽然不明白它怎么就是“女体”了，但创作者对异性的渴望和想人非非却是表达得再明白再强烈不过了。比较性竞争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者无心，不知哪句话就把别人自尊心给伤了，事后检讨，实在是八杆子都打不着，但架不住人家听者有意，跟打排球似的，七传八传就传成你在小瞧他了。我读过一篇讲现代学术史的文章，很有趣，据说梁宗岱有一回当胡适的面夸法国某位汉学家，从此跟胡适结了仇自己都不知道。钱穆现在已经被尊为“国学大师”了，就连他的徒弟余英时，大陆有好多人巴不得做他的徒弟。钱穆的回忆录里也说，胡博士去他们那地方讲演，被台下普通听众中的钱穆问了个学术问题，从此终其一生，二人的关系尽管有反共的大前提都再也热乎不起来。钱穆检讨自己当时求知心切，问题出得有点偏，得罪了人家。头些年知识分子当中掀起过一次学习宽容的高潮，把胡适当作楷模，认为他心无芥蒂，最具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我举这例子并不是说胡适不配当楷模，而是说楷模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有一回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聊了足足一个小时，先说他一个亲戚自杀了，又说起他小学同学得了大病，又说到他集邮的新进展，又背了明朝某隐士的两句散曲，又说到他老婆公司效益不低。不细心听还以为他更年期话痨呢。其实别看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最后都要归到他“混得还可以”这么一个中心上来。“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谁出身“革干”、“革军”，那感觉可以折合成今天女儿嫁了台湾富商。我当时老在思考里屋门背后边挂着的一条旧皮带，这条皮带比较宽，不像一般商店里卖的。我于是幻想，这大概是条军用皮带，很可能是我爸爸参加八路军甚至红军时系过的——那样的话，我爸就一定是“红小鬼”了。我没敢找我爸问究竟，怕没问好问出他参加过国民党兵来。与此同时，我们院的一个小伙伴也在他们家房檐下的破箱子里寻寻觅觅。他找出了一双黑皮靴，一口咬定他爸爸当过警察，而那时的警察一般都是部队转业的，因此他推导出自己出身“革命军人”的结论——其实他爸抗战时给美国军队干过业余翻译，因为这个“文革”没少挨整。同学们平时不妨留心一下身边，有时一些看上去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头，被三拐两拐扯在了一起。我有一次听一个熟人谈起某“名人”。名人本来不新鲜，有名的用不了几年就会在人数上超过没名的。新鲜的是他那如数家珍的口吻，原来这位“名人”是他表妹的老同学的老公。这就更新鲜了：拐这么多道弯还算家珍么？咱朋友的三次方再加熟人的熟人还是国务院总理呢！他也感到得意的论据还不太充分，于是强烈地暗示他表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家的配偶。
除了曲折拐弯法，衡量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它和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反差。其实前面讲宽度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比较性竞争出现在考场内外，就像苍蝇出现在厕所，没有一点不协调的地方，但如果在和尚宿舍、危重病房这种地方也如火如荼，那就像妓院里捉住精神文明办主任，应该问一问究竟了。我讲讲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反差，还是举例说明。大约七八年前，一位在美国学哲学的朋友回来探亲，我带他去认识我的一个邻居，在邻居家碰上另一个也在美国学哲学的人，这两位海外学子以前谁也不认识谁，就因为同在一个美国同修一门哲学于是就像同时看上了一个女人。这个说他们大学在全美排名第六，那个说他们系在全美排名第二；这个说他们系某教授是那个领域公认的泰斗，那个说他导师欧陆哲学界特别买账，你捣我一下，我咬你一口，整整掐了一个来小时。我当时挺纳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岁数也都不小了，在那样个一辈子见一面的场合，又没妇女在场，按说有一搭无一搭讲点政治笑话浑段子就算了，聊得来就留个电话，聊不来就说忘带名片了，哪儿至于非把人家的客厅变得跟个临时蛐蛐罐儿似的？其实我们留心一下，生活中好多本来是派其他用场的场合，都被比较性竞争搅合成了一锅粥。现在经常有一些讨论会，本来应是认真交流思想、切磋意见的地方，结果变成了口才学问的擂台赛，举办得越多，思想交流的可能性就越少。鲁迅先生希望他“死了就草草埋掉”，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葬礼变成“挽联的比武场”。这种事在中国特别有传统，只要哪个公众人物快不行了，下一届舞文弄墨锦标赛的比赛地点也就算落实了。不足说这里头一点没寄托哀思，但同学们想一想，写上下四五百字的工整长联，哀思不一边歇着去，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呢？
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表现为大家对它的敏感程度。在我们的语言系统里，有不少委婉语和心照意会的副语言都和这相关，有时最能说明问题的倒是沉默。同学们知道，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在自己家说话千万小心。考的很理想，到别人家说话千万小心，因为人家的孩子考得也许不好。在国家动荡的非常敏感时期——当然是解放前——酒楼茶馆里往往贴着“只谈风月，莫谈国是”的顾客须知。一件事远离了舌尖，恰恰说明它深入到心底。
（未完，待续）
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反思视角与经学的式微
■ 尤小立
经学在近代式微，可以从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是外来的，即所谓西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内部的，即它自身发展的困境。
以提倡晚清“自改革”著称的朱维铮先生，在经学研究上并不仅从内部着眼。他关于晚清“自改革”的论述，更多地是为了提示研究者在“冲击一反应”模式外，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贴近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的思路，不等于“中国中心论”，二者显然判然有别。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朱维铮先生的经学理论，与其师历史学家、教育家周予同是一脉相承的。而作为五四学生辈一代，周予同的经学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
反传统可以是口号式的，也可以是研究式的。五四老师辈们先是通过口号，然后才诉诸于学术。1919年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提倡就属于后一类。对于习惯于口号式的反传统人士来说，研究式的反传统比较间接，没有广场上的呼喊那样热烈，所以就有退步的嫌疑。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已经说过，“整理国故”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但面对诸方的压力，他也不能不一再解释。但直到胡适把“整理国故”与“捉妖”、“打鬼”联系在一起，也还有人对此种“向后看”的方式，表示不满。
经学是国学的一个支脉，面对经学也有两种取向。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周予同的经学研究是从反传统的视角切人的。它源自现实的刺激。1915年以来，各地各类军阀和文化保守派的“读经”鼓吹，让周予同感到有必要“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转引自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以下凡引此书，均仅注页码）。虽则群经不多，但历代的注疏却浩如烟海，所以即使是了解，也实在不易。一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囊括了周予同先生大部分的著作，但也只是开了个头。
在周予同、朱维铮二先生看来，经学是古代的帝王之学。正因为如此，它的政治性相当突出。而历代统治者虽无不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但阳奉阴违也不在少数。所以，古代经学的发展，按照朱先生的意见，也时断时续，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个说法，应该是“音调未定的传统”的另一种表述。
经学在晚清的式微，西潮的冲击是不能否认的。正是在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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