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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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过短暂的合作后张朝阳发现，这种运作模式的成本也非常巨大，用张朝阳的话说〃简直是劳民伤财〃。在张朝阳看来，这样的成本支出根本不是爱特信这样的新兴公司所能承受的。
张朝阳开始思索，是自己在网站上做内容，还是建立一些链接，让访问者能够借此看到更多信息？此时的中国互联网界，例如东方网景、瑞得在线等等一些网站已经有了一些服务性的介绍，张朝阳尝试着将这些内容用超链接的方式列在自己网站的一个栏目里，居然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张朝阳发现，竟然很多人都去看。张朝阳很兴奋，他给自己找理由，这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本质超链接。
这些链接在当时的爱特信上也有个自己的名字〃赛博空间〃，后来改名为〃指南针〃，链接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大，链接上开始有了各种内容，包括新华社的新闻，张朝阳开始为这个至关重要的链接栏目重新规划名字； 并在自己网站的重点位置给予推荐，以让新上来的网民第一时间能看到这部分内容。
让张朝阳决定将这个指南针做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看到了雅虎的成功，雅虎就是一个超连接为主体的网站，只是采取分类目录的方式进行组织而已。
张朝阳邀请一个叫王建军的人帮助开发这个产品，一个叫搜索引擎但更多应该是目录式检索的产品。王建军，出生于浙江金华，1987年就读于杭州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而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数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加入搜狐的前身爱特信的时候，王建军还没有博士毕业，他当时还只能算是兼职，因此，关于王建军在搜狐的正式工作经历是从1998年算起。王建军在搜狐呆到2006年后独立创业，现在是视频网站56的CEO。
选定以分类目录作为整个网站方向后，搜狐的总裁助理、市场部经理陈剑锋给网站起了个叫搜狐的中文名。这个名字最开始是搜乎，对应着张朝阳准备起用的新域名〃sohoo〃，陈剑锋觉得〃搜〃字没问题，这个〃乎〃字不形象，不生动，对比着雅虎也想起个动物名在后面，没有用〃虎〃而用的〃狐〃，是因为陈剑锋觉得张朝阳象狐狸，聪明，敏感而有些琢磨不透。陈剑锋还提了一个口号：出门找地图，上网找搜狐。这个口号流传很广，为大众所熟知。厦门才子陈剑锋后来离开了搜狐，辗转网易、263、千龙网等公司，他现在是和讯的首席运营官。
从服务器托管到建立网站的概念，张朝阳一路走来摸索前行，从偏离〃热连线〃原创模式到确立超链接、导航模式，爱特信的尝试几经周折。
更让张朝阳头疼的事情是，爱特信和自己不为人所知，这让他伤透了脑筋，给媒体投放广告吧，财力上不允许，不做广告吧，怎么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和自己的网站，这是个问题。
尼葛洛庞帝来了字体 ＇大 中 小＇ 这个时候，幸运女神又一次来敲张朝阳的门，因为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数字化生存》的译著，因此，他们想邀请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张朝阳的天使投资人尼葛洛庞帝访华，他们七饶八饶，找到了张朝阳。
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1996年7月，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交给了海南社进行出版。
胡泳祖籍湖南，生于北大荒，先后在上海、北京、瑞士受教育。拥有互不相同的反差很大的政治学博士、新闻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文学学士身份，最新的头衔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1995年，30岁的《三联生活周刊》经济部记者胡泳在清华大学朋友的办公室第一次上网，上的是教育网上的水木清华论坛，中国高校中第一个BBS。当时胡泳印象最深的一个帖是一个学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农村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跟来很多回帖。胡泳震惊：这么个空间里，南到台湾，北到哈尔滨的人们，一天24小时一起讨论严肃或不严肃的问题。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的顿悟：〃网络消除了工业化时代的两个标志，铁路与钟表〃也就是空间与时间。
胡泳后来说服《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在1996年2月做了一期长达一万字的互联网报道，这是可靠的关于互联网最早最深入的一组报道。后来胡泳在这个基础上搜集资料，写一本关于互联网的书，这本书后来于1997年出版，叫《网络为王》，卖的很好。
数字论坛的另一位成员姜奇平将《数字化生存》在某种意义上比为严复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作者赫胥黎，在西方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顶级人物，而只是一个阐释者。但因为严复的引进，《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远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也是这样，一本在美国的畅销书在中国却起了引爆数字革命的启蒙作用。
胡泳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直觉地感觉这将是中国人又一次企图追赶外国洋枪洋炮的焦虑之旅。《数字化生存》原来的英文书名直译是《走向数字化》或《生存在数字化之中》，在台湾被翻成《数位革命》，而胡泳坚持译为《数字化生存》，暗含与中国人的危机感接轨，没有数字化，甚至不能生存的意思。
这本书，最开始胡泳和海南社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书的装帧是黑白两色，非常简洁、醒目，书的封面上打上这本书的最著名的一句话：计算不再与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这些日后都成为出版业界的规范。当然是这本书流行之后的事情。
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尽管尼葛洛庞帝有很好的声望，尽管这本书在美国卖的很好，尽管胡泳翻译的很到位，尽管海南社是当时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出版社，尽管封面在很明显的位置标注着《纽约时报》排行榜畅销书的字样，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一开始的市场表现却不好，这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只停留在大学和技术爱好者圈子有关，这个圈子的购买力虽然很强，但数量还是偏小。这本书要卖好，必须造势，必须让读者意识到这本书和大众的距离其实不远。
海南社当时负责《数字化生存》一书的项目策划叫蓝峰，这是个头脑灵活、思维敏捷的图书策划人，他想来想去，想到去找国务院信息办的高红冰。因为这本书是讲数字化的，蓝峰认为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内容，于是想把这本书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推广。蓝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折腾，不仅成就了《数字化生存》这样一本畅销书，更推动了一个产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高红冰云南人，在北京上的大学，1988年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到北京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工厂工作，1991年，高红冰幸运的调到了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做战略研究。1995年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高红冰义无反顾申请要到信息办工作，信息办的最高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高红冰是这个办公室的第三个员工。
高红冰看完《数字化生存》后觉得很有价值，值得推荐，就去找美国信息产业办驻华办事处的苏维洲，问有没有途径找到尼葛洛庞帝；苏维洲告诉高红冰，有办法啊，尼葛洛庞帝有一个学生张朝阳就在北京，你们可以找张朝阳。
事情就是这样以它奇妙的方式进行着。偶然的机会，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北京街头书摊上看到了海南出版社已经快要放弃了的《数字化生存》，她就是后来被业界看作是中国互联网先驱之一的张树新，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多次讲述了与张树新有关的策划故事，这次与过去两年不同的是，张树新刚在1996年10月拿到了中兴发投入的5000万元人民币，有了钱的张树新正想折腾出更大的东西，于是提出由瀛海威出钱出人来操办这个事情，她希望自己和尼葛洛庞帝建立联系，这对瀛海威的品牌提升很有帮助。
张朝阳得知想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的计划也很兴奋，他1996年融的22。5万美金用的差不多了（这其中有尼葛洛庞帝还没到帐的2。5万美金），他正想再去找尼葛洛庞帝和另外一个天使罗伯特。尼葛洛庞帝本身也想乘到马来西亚的机会到中国来看看，看看是否根据情况追加一点钱。
虽然尼葛洛庞帝来访华多少有看自己学生的意思在里面，但活动的承办者是张树新，演讲会场又安排在张树新公司旁边。张树新为这次活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瀛海威的总裁办和市场部投入了30个人忙活了3个月。张树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活动也做成自己的个人品牌秀。
1997年2月28日下午，尼葛洛庞帝正式访华，出席为他专门组织的一场信息革命的报告会，尼葛洛庞帝做演讲嘉宾。
这次报告会的规格很高，一是翻译是请张朝阳做的，当时请了一个专业翻译，但他翻译的不好，不得不请张朝阳直接翻译，因为张朝阳能直接理解尼葛洛庞帝讲话的意思和内容。二是这次会请了8个部长级的官员，官员总数也来了上百名（1997年的中国上下对西方还是有些顶礼膜拜的，为迎接尼葛洛庞帝的访问，从政府到各方都很紧张，尼葛洛庞帝的演讲报告现场会专门开过两次演练会，信息产业的几个巨头都在，连谁提问题、提什么问题都得事先安排好。那架势，不象是迎接一个国际友人，多少有些如临大敌。）
尼葛洛庞帝顶着未来学家的帽子，又是个西方人，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视，加上有各方的推动，这次活动大获成功，尼葛洛庞帝也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数字化教父。《数字化生存》也卖的不错，人们终于知道了未来世界是数字世界。两年后的1999年春天，尼葛洛庞帝再度访华，演讲所在的中国大饭店无数人想进去，但就是进不去。
回到1997年尼葛洛庞帝的第一次访华，这次活动上最出风头的是张树新，她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被其他互联网从业人员簇拥着迎接尼葛洛庞帝的场面被很多在场的人铭记，并广泛传播。谁也不曾想到，一年后，她就远离了这个舞台的正中央。而张朝阳是尼葛洛庞帝访华的最直接受益者，他不仅给尼葛洛庞帝做翻译，而且全程陪同，不断的向采访的媒体介绍自己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有一张著名的照片能记录下张朝阳当时的急切心情，那张照片中，张朝阳拼命的往张树新和尼葛洛庞帝中间挤。在这次访华事件中，张朝阳基本没花什么钱，却尝到了市场推广和媒体炒做的甜头，之后，其无师自通，成为一名个人品牌秀大师。直到今日，张朝阳也一直牢牢的占据着媒体焦点的正中心。
靠股东贷款挽救了搜狐字体 ＇大 中 小＇ 尼葛洛庞帝的访华让张朝阳一下子获取了注意力，也由此吸纳了诸多人才的加盟。不过，张朝阳面临的具体问题是他所创办的爱特信公司帐上现金已经消耗殆尽，需要进行第二轮融资。
如果说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多少是基于对张朝阳个人的信任以及私交的话，那么第二次融资则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帮忙。对张朝阳来讲，这次融资的过程几经起伏，这次长达半年的融资经历铭心刻骨。
在张朝阳的印象中，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几乎没有投资人愿意听他的计划。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这个中国创业者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在罗伯特和尼葛罗庞蒂的引荐下，张朝阳自费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他先在加州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用绿卡租了辆车，然后用了两天时间不停地打电话与几位可能改变他的公司命运的人约定见面时间。
1997年的9月11日让张朝阳终生难忘，他至今为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出来的能力而骄傲在这一天中他马不停蹄地见了4个风险投资人，并且有两个答应了给他投资。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张朝阳应该在早上九点先去见英特尔投资公司的人，接着是十二点与世纪投资的负责人会谈，下午三点是软银，下午五点则是后来给王志东投资的亿万富翁罗宾逊斯蒂文。前三位投资人都在硅谷附近，而最后一位则在旧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