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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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哪么办？”小乐问他爹。这个曾经梦想通过一场官司一夜致富的年轻人，现在心里完全没了主见，把决策权交给他爹了。
钱高粱似乎也没了主张，喃喃道：“……哪么办？”
这时，很多行人都像瞧猴把戏似的朝钱氏父子围拢过来了。年轻的小乐可不想被人当猴看，要是让哪个师兄师弟瞧见了多丢人，他赶紧操起板车把手，拉着他爹匆匆突出了围观的人群。
“哪么办？”坐在板车上的钱高粱脑子里反复转动着这个念头，仿佛一只蚊子飞进了他的脑壳，嗡嗡响着，就像那些法轮功练习者宣称的“转法轮”一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灰尘味、汽油味以及人身上发出的汗臭味儿。进城打工这么长时间，五十出头的钱高粱还是头一次这样消停地经过城市的马路，头一次发现城里的空气真像一口恶浊的大染缸，人泡在里面浑身发痒。虽然他的腿多半要瘫掉了，受伤的骨头和肌肉在皮肤下面腐烂的臭味儿越来越浓烈，自己都觉得恶心。可钱高粱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瑟缩着身子，老老实实地坐在板车上，由他儿子拉着，像拉着头一再降价都卖不出去的老牲口。
此刻，钱高粱由于脑子里正在思考着的事关“下一步”他们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而活了大半辈子，他才第一次切切实实地突然琢磨起自个儿是个什么样的人来，而且是在城里！对一个乡下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可笑？不，一点也不可笑！他摇摇头否定道。促使这位大字不识的跳丧鼓歌师破天荒琢磨这个问题的当然是他的老板张大奎，确切地说，是张大奎不把他当人看，才让他琢磨起这个只有哲学家才思考的问题的。而张大奎为什么不把他们父子俩当人看，把他们看得连虫子都不如呢？钱高粱百思不得其解。他坐在板车上思前想后，终于找出了答案：首先是法院没把他们当人，张大奎才理直气壮地不把他们当人看的。如果不是法院拒绝受理他们的案子，张大奎敢这样么？他就得和我们平起平坐在法庭上了，他张大奎不就成了被告么！
解铃还需系铃人。钱高粱蓦然发现，他们父子俩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像驴拉磨似的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些日子全是白折腾了。
一霎那间，钱高粱脑子一片空白，突然，他嘴里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三个字：“去法院。”
正在不快不慢地拉着板车的小乐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收住脚步，竖起耳朵问：“去哪儿？”
钱高粱表情严肃地对他儿子重复道：“去，法，院。”
第六章
现在，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座使钱氏父子不断升起希望又重新陷入绝望的法院吧。
法院坐落在大十字路东街，左右与电视台和影剧院比邻，对面是新落成不久的古城商业大厦，再过去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一天到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是这座中等城市最繁华也最具现代气息的一条街区。相形之下，法院夹杂其中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当然，像所有的法院一样，我们这个故事中的法院也不例外，从外面看上去它的楼层虽然并不高，只有四层，但由于仿效了美国白宫的造型，整个建筑呈乳白色，中间拱起的楼顶浑圆饱满，但绝对不会使你产生诸如丰乳肥臀之类的色情联想，只会让你产生一种庄重威严、望而生畏、内心受到震慑的感觉。
这种感觉对于钱氏父子来说，恐怕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在他们心目中，法院就等于法律，法律就等于公正。可如果法院不给他们所要求的公正，他们也毫无办法。因为对他们来说，法院始终是高高在上，让他们心存胆怯的，就像面对一个严厉的父亲那样，他什么时候对你心生慈爱，什么时候对你暴跳如雷，全凭他的脾气，由不得儿子，做儿子的能跟做父亲的论理吗？是啊，钱氏父子的确是两个十足的法盲，他们所有的法律知识差不多都来自于电影和电视剧，其中还包括那些演绎包公等中国古代清官断案的道德煽情剧。除此之外，钱氏父子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各种复杂细节一无所知，在钱高粱的想象中，法院内也许还有面升堂的大鼓和像包公那样坐堂审案的法官呢，如果不是这桩法院压根儿就没有立过案、而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的诉讼，他们大概这辈子也不会走近法院的大门的。
现在，小乐用板车拉着他爹钱高粱来到了法院。在停满各种型号的小汽车的法院门口，突然出现了一辆破破烂烂的板车和两个同样衣衫不整、面孔黧黑的人，无疑是很扎眼的。他们几乎被那些衣冠楚楚、进进出出的人当成了天外来客，要不就是两个疯子吧。持这种猜测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人，还有法院的值班门卫。他们的警惕性和职业敏感度才高呢，钱氏父子刚出现在法院门口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注意到这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先是在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彼此交头接耳着，像是在密谋什么，然后，那个年轻人就将那个拄拐杖的老头搀扶下板车，再次踌躇了一下之后，往法院门口走来。
两个穿制服的门卫像发现了重大敌情似的互相交换了下眼色，他们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没等两个人走近大门，就上前拦住了他们，像拦截两枚危险的导弹或不明飞行物一样。
干什么的？姓名？职业？打官司？打什么官司？有起诉书么？起诉了？起诉到哪个庭了？哪个法官受理的？不知道？这都不知道还打什么官司！找律师了吗？开庭通知呢？没有？没有来这儿干什么？去找律师吧！包立民包律师？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你去委托他来办理诉讼事务吧。好啦，别啰嗦了，快离开吧，别妨碍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听见吗，快点啊！……
钱氏父子被值班门卫连呵斥带推搡地从法院门口驱赶开了。他们连续几天企图进入法院大门的努力结果都是这样。最后一次，门卫恼羞成怒地指着他们的鼻子威胁道，娘卖×！瞧你们讨饭的样子像打官司吗？再来这儿闹，把你们关起来！门卫的语气和表情是粗暴的、鄙夷的、近乎刻毒的，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咆哮。在此时已经彻底感到走投无路的钱氏父子眼里，门卫的这种态度就是法院的态度。50岁出头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感觉到了深深的侮辱和愤怒，那是一种比在张大奎面前遭受到的更为严重的伤害和侮辱。他气得浑身哆嗦，像打摆子一样颤抖，如果不是小乐在旁边搀扶着，本来腿就快要瘫掉的他当时就栽倒在地上了，或者拚尽全力向可恶的门卫一头撞过去了。但他最终忍住了，也许是他刹那间意识到门卫身后倚仗的是那幢威严森然的法院大楼？不得而知，反正这父子俩再次被门卫从法院门口驱赶开了。像两只到处碰壁的苍蝇。
这样，就使我们这个注定不可能有大团圆结局的故事的尾声提前到来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钟，也就是国家机关法定上班的那个时间，当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们准时地走进法院大门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沙哑的歌唱声。是这个城市的人们久违了的跳丧鼓调：
小罗成陷进了淤泥湖，
一身的好武艺没处施展。
不由得仰天长叹一口气，
好比那平原上的老虎被犬欺。
有人听出这是《罗成显魂》中的唱段。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小时候都接受过跳丧鼓这种民间艺术的熏陶，他们进一步听出了其中的韵味儿，从音色到调门，字正腔圆，原汤原汁，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改造的。虽然嗓门有点儿嘶哑了，像个破竹竿敲打水缸发出来的，显得有些低沉和悲凉，可见歌唱者年纪不小了，一听就是从前那种在乡村四处云游的真正的跳丧鼓歌师，听听那音质！悠扬高亢，响遏行云呵，一般的业余爱好者哪有这样的功底？这样的人当然年纪不小了，难道现在还会有年轻人唱得出这样地道的跳丧鼓调吗？
这歌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是谁放的CD？抑或是对面古城商业大厦为了招徕顾客又在搞新花样，请来的跳丧鼓演出班子？但歌声分明是从很近的地方传出来的，近得似乎就在头顶上！
歌声还在继续：
一眨眼，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听起来越来越悲凉、越来越揪人，简直像一把刀子，唱到心里去了。法院里所有人的心都被歌声抓住了，压根儿没法进入工作状态了。岂止进入不了工作状态，简直就像被催眠了似的！连法院院长也是如此。
“是谁在唱？”有人如梦初醒地发出了这个疑问。最早发现的当然是那两个克尽职守的门卫，可当他们看见站在法院大楼顶上的钱高粱和小乐之后，一下子呆住了，惊愕得合不拢嘴来，完全变成了两个木雕。脑子里只有一个疑问：这两个疯疯癫癫的家伙，他们是什么时候，怎样爬到大楼上去的呢？
紧接着，法院内一传十、十传二十、三十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于是，所有的人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了，聚集在法院门前的广场上，睁大眼睛翘首仰望楼顶，仰望站在楼顶用沙哑的嗓音放声歌唱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仿佛观看两个外星人，或者欣赏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唱会。
“这是两个什么人？他们怎么上去的？他们想干什么？”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法院院长大声询问身边的下属。
所有人面面相觑，都回答不上来。保卫科长叫来了那两个值班门卫。门卫自知有失职之嫌，却又不能不如实汇报。“那个老的腿摔断了，说要打什么官司……”门卫支支吾吾道，“可什么证明材料也没有，连话都说不清楚……”法院院长蹙起眉头，鼻子“哼”了一声，问身边的下属：“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没有人应声。法院院长的眉头蹙得更厉害了，“这样成何体统？”他咕噜了一句，瞪着那些张皇失措的法官下属们，挥挥手：“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把他们轰下来！”
在保卫科长的指挥下，那两个门卫沿着楼梯向楼顶冲去。他们爬上顶楼，发现通往顶层的楼道出口用两张旧乒乓球桌堵死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掀开桌子，登上顶层时，歌声忽然停止了，那一老一少背靠着大楼圆顶，如临大敌地看着两个正要向他们扑过去的门卫，老的在少的馋护下拄着拐杖，慢慢向后撤退，一直退到大楼最边缘，再后退半步就是百米高空了。这时，那老的身体靠着不到一米高的顶墙，站稳脚跟，忽然抬起拐杖，指着门卫说：“莫过来，你们再往前进一步，我就跳下去了！”那小的也在一旁帮腔道：“是呀，再、再往前走，我们就跳啦！”声音颤颤的，显得有点儿紧张，底气明显没有老的那么镇定，却也有一副逼上梁山、豁出去的架势。
但门卫还是一下子被震住了。这种只有在电影中出现过的场面，他们哪里见识过？跟在后面的保卫科长也不敢造次，万一出了人命案，他能承担得起？只好对两个门卫摆了摆手，缩回楼梯口去了。他们刚撤退下去，顶楼上的跳丧鼓歌声又响起来了，而且似乎比刚才更高亢、更激越了：
前有淤泥，后有追兵，
小罗成走投无路没主张
开弓没有回头箭，噫呀呀；
我只能扬起马鞭往往前闯……
法院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看电影的、上医院的、逛商场的，还有大街上来往往的行人都被法院大楼顶层上的跳丧鼓歌声纷纷吸引过来了。而与法院隔街相望的电视台也注意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新闻记者的特殊敏感使他们及时派出了一个精干的现场报道小组，匆匆忙忙地赶来了。
眼看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越来越棘手，很快会演化成无法控制的局面。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不可收拾，就会出大乱子了。法院院长当即做出决定：“赶快报警，快！”
在法院门前广场上看热闹的人群中，不少人以为这真的是一场跳丧鼓演唱会。因此每唱到精彩处，不时引起一阵热烈的鼓掌和喝彩声。当然，也有知道底细的人。比如张大奎和周国庆，他们也是从法院门前经过时被跳丧鼓歌声吸引过来的，但张大奎怎么也没有想到爬到法院大楼上的是一心想把他送上被告席的钱高粱父子。亏他们想得出来这一招！张大奎远远地眺望这楼顶上那父子俩，从鼻孔里挤出一丝轻蔑的冷笑，二话不说就回头往停在马路边的小汽车里钻进去，周国庆照例像条尾巴似的跟在后面，一边又忍不住回头往法院大楼上瞧了两眼，吐了一口唾沫，骂道：“疯了疯了，娘卖×，这两个家伙真是想钱想疯了，狗急跳墙了！”
真所谓无巧不成书，范五一这天也正好从村边的国道上搭了一辆路过的长途汽车，进城来找钱高粱，一是来看看他的腿伤治疗的怎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