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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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同县罗伯康致我信说道：“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我逢人辩白，说你不厚不黑。”我复信道：“我发明厚黑学，私淑弟子遍天下，我曰‘厚黑先生’，与我书者以作上款，我复书以作下款，自觉此等称谓，较之文成公、文正公光荣多矣。俯仰千古，常以自豪。不谓足下乃逢人说我不厚不黑，我果何处开罪足下，而足下乃以此报我耶？呜呼伯康，相知有年，何竟自甘原壤，尚其留意尊胫，免遭尼山之杖！”近日许多人劝我不必再讲厚黑学。嗟乎！滔滔天下，何原壤之多也！
从前发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扩大之。我从前各种文字，许多人都未看过，今把他全行拆散来，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写之。此次的丛话，是随笔体裁，内容包含五种：（1）厚黑史观；（2）厚黑哲理；（3）厚黑学之应用；（4）厚黑学辩证法；（5）厚黑学发明史。我只随意写去，不过未分门类罢了。
人问：“既是如此，你何不分类写之，何必这样杂乱无章的写？我说：著书的体裁分两种，一是教科书体，一是语录体。凡一种专门学问发生，最初是语录体，如孔子之《论语》，释迦之佛经，六祖之坛经，朱明诸儒之语录，都是门人就本师口中所说者笔记下来。老子手著之《道德经》，可说是自写的语录。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才整理出来，分出门类，成为教科书方式。厚黑学是新发明的专门学问，当然用语录体写出。
宋儒自称：“满腔子是恻隐。”而我则：“满腔子是厚黑。”要我讲，不知从何处讲起，只好随缘说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生平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篇，或短短地写几句，或概括地说，或具体地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受任何拘束，才能把我整个思想写得出来。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个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他整理得厘然秩序，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参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检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发明蒸汽，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伸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了，如兔起鹃落，稍纵即逝。我写文字的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城“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的写去，以免打断兴趣。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平空白地，无从说起，只好借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若无典故可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也无不可。
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当如是，读庄子当如是，读厚黑学也当如是。
昔人谓：“文王周公，繁易，彖辞爻辞，取其象，亦偶触其机，假令易，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达哉所言！战国策士，如苏秦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摹纯熟，其游说人主也，随便引一故事或设一个比喻，机趣横生，头头是道，其途径与庄之寓言，易之取象无异。宋儒初读儒书，继则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借以明其胸中之理，于是孔门诸书，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渔父盗跖。而清代考据家，乃据训诂本义，字字讥弹之，其解释字义固是，而宋儒所说之道理，也未尝不是。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知此义者，始可以读朱子之《四书集注》。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学者，离不得宋儒语录。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学，号称极盛，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欲求王氏之学，只有求之传习录及龙溪诸子所记，而天泉证道一夕话，为王门极大争点。我尝说“四有四无”之语，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岂不少去许多纠葛。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于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与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对我说道：“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我听了，大骇，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宋明诸儒的语录吗！万一我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的写出，将来厚黑学案中，岂不又要发生许多争执吗？于是我赶急仿照我家“聃大公”的办法，手写语录，名曰《厚黑丛话》，谢绝私人谈话，以示大道无私之意。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经我这样的声明，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种疑案了。我每谈一理，总是反反复复的解说，宁肯重复，不肯简略，后人再不会像“格物致和”四字，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鄙人之于厚黑学也，可谓尽心焉耳矣。噫！一衣一钵，传之者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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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丛话卷二
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有人问道：“你这丛话，你说内容包含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辩证法及厚黑学发明史，共五部分，你不把他分类写出，则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岂不目迷五色吗？，岂不是故意使他们多费些精神吗？”我说：“要想研究这种专门学问，当然要用心专研，中国的十三经和二十四史，泛泛读去，岂不是目迷五色，纷乱无章吗？而真正之学者，就从这纷乱无章之中寻出头绪来。如果惮于用心，就不必操这门学问。我只揭出原则和大纲，有志斯道者，第一步加以阅发，第二步加以编纂，使之成为教科书，此道就大行了。所以分门别类，挨一挨二地讲，乃是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
我从前刊了一本《宗吾臆谈》。内面的篇目：（1）厚黑学；（2）我对于圣人之怀疑；（3）心理与力学；（4）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5）考试制之商榷。后来我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扩大成为一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这是业已付了印的。近来我又做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已脱稿，尚未发布。这几种作品，在我的思想上是一个系统，是建筑在厚黑哲理上，但每篇文字独立写去，看不出连贯性。因把他拆散来，在丛话中混合写去，一则见得各种说法互相发明，二则谈心理、谈学术是很沉闷的，我把他夹在厚黑学中，正论谐语错杂而出，阅者才不至枯燥无味。
我心中有种种见解，不知究竟对与不对，特写出来，请阅者指驳，指驳越严，我越是欢迎。我重在解释我心中的疑团，并不是想独创异说。诸君有指驳的文字，就在报上发表，我总是细细的研究，认为指驳得对的，自己修改了即是，认为不对，我也不回辩，免至成为打笔墨官司，有失研究学问的态度。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我的心坎上，绝不受任何人的压抑，同时我也尊重他人思想之独立，所以驳诘我的文字，不能回辩。我倡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倘被人推翻，我就把这厚黑教主让他充当，拜在他门下称弟子。何以故？服从真理故。
宇宙真理，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无须请人替我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中间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有无错误，不可得知，应该离开了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有个朋友，读了我所作的文字，说道：“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名词你也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少有研究。”我听了这个话，反把我所作的文字翻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名词，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就自己造一个来用，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乃是用我的斗秤去衡量他的学说，不是以他的斗秤来衡量我的学说。换言之，乃是我去审判古今哲学家，不是古今哲学家来审判我。
中国从前的读书人，一开口即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即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孟子曰，马克思曰，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假如驳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即是以孔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作品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问：“要谁人才能审判你呢？”我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家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日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如果能够这样的判断，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
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学说，任人怀疑，任人攻击，未尝强人信从，结果反无人不信从。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道：“有人不信此书，必受种种恶报。”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道：“不信吾教，请试吾刀。”这是由于这两部书所含学理经不得研究，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我在厚黑界的位置，等于科学界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假如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攻击，即无异于说：“我发明的厚黑学，等于太上老君感应篇和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岂不是我自己诋毁自己吗？
有人说：假如人人思想独立，各创一种学说，思想界岂不成纷乱状态吗？我说：这是不会有的。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有两种或数种学说互相违反，你也不必抑制哪一种，只叫他彻底研究下去，自然会把真理发见出来。真理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反对的。例如穿衣吃饭的事，叫人人独立的研究，得的结果，都是饿了要吃，冷了要穿，同归一致。凡所谓冲突者，都是互相抑制生出来的。假如各种学说，个个独立，犹如林中树子，根根独立，有何冲突？树子生在林中，采用与否，听凭匠师。我把我的说法宣布出来，采用与否，听凭众人，哪有闲心同人打笔墨官司。如果务必要强天下之人尽从己说，真可谓自取烦恼，而冲突于是乎起矣。程伊川、苏东坡见不及此，以致洛蜀分党，把宋朝的政局闹得稀烂。朱元晦、陆象山风不及此，以致朱陆分派，一部宋元学案，明儒学家，打不完的笔墨官司。而我则不然，读者要学厚黑学，我自然不吝教，如其反对我，则是甘于自误，我也只好付之一叹。
拙著《宗君臆谈》，流传至北平，去岁有人把《厚黑学》抽出翻印，向舍侄征求同意，并说道：“你家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该欧化，他老人家那套笔墨，实在来不倒。等我们与他改过，意思不变更他的，只改为新式笔法就是了。”我闻之，立发航信说道：“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吗？他们只知我笔墨像八股，殊不知我那部《厚黑学》，思想之途径，内容之组织，完全是八股的方式，特非老于八股者，看不出来。宋朝一代讲理学，出了文天祥、陆秀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