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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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巫卟幌氯チ恕４�1929年开始到1934年9 月，这个分田地的大致过程就是这样，无论主观上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客观结果，就是苏区农业大伤元气，农民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C：其实，中共当时运气还是不错的。选择江西作根据地，江西一直是个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几乎没有大的周期性自然灾害，一直就是个粮食及农副产品输出地。红军到赣南以后，有关饥饿的记载就很少了。南瓜汤是在井冈山时才吃的。到赣南就没有这么苦了，至少一个兵一天一斤六两大米是保证的。
Y：如果“分田地”不同“经费模式”挂上钩，你还真不知道中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好处在哪？
C：我看过毛有文章讲，中央苏区32年收成好，增产15％，有的县增产高达40％，还搞了一个运动，好像叫作“为增产二成而奋斗”。
Y：这个你千万别当真。有不少党史作者居然拿这个作为“分田地”解放了生产力的证据。真是瞎胡闹。你能拿1959年那些人公布的亩产量去论证人民公社的伟大吗？1959年时的干部可以这样论证。1933年时的中共也可以这样论证。但今天有人这样论证，那一定是昏了头。
C：是啊，毛自己也讲过分田的当年粮食产量是减少的，他们讲的那个增产几成不是指的总产，指的是相对于去年的单产，把两块地的稻子放在一块地不就解决了嘛。那就是讲，你不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乡村经济环境下，指望当期的农业产出有一个显著的增加量，不可能用这样的增加量去养红军，没有这个增加量。所以只有挖浮财。
“分田地”就讲到这里吧。咱们再回来讲瑞金方式的实际运行吧。
Y：瑞金方式在实际运行时，有个最大边界问题，就是扩红的力量与外界，白区给你顶回来的力量，一旦达到均衡的时候苏区的区域扩张就停下来了。中央苏区到1932年时达到全盛，大约有5万多平方公里，不到300万人口，基本上机关工作人员也上升很多，但苏区疆域没有扩大。白区给的压力加大时，苏区还有减少。
C：这个是否同江西的地貌特征有关呢？
Y：地理条件肯定是一条，政治局面更重要吧。你扩张越大，自然外界的反响力量也越大。这有个均衡点，达到最大，维持一段时间，随后，苏区就塌陷了。
C：政治条件，也就是毛讲的割据条件吧。但从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起，几乎没有多长时间，苏区就塌陷了。过去都讲，是因为排斥了毛的领导。近来有些研究，讲又不完全如此，但一直都未有一个信服的解释。
Y：中央苏区塌陷，直接同这个瑞金方式有关。瑞金方式是以乡村中的“浮财”为对象的。就是前面讲的乡村第二块资源，它既然是存量，那么终归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好挖，后来存量越来越少了，自然挖的难度就增加了。
C：“挖”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
Y：当时瑞金方式之下，大体上有三个方向，特别是打城市。1932年4月打下漳州，弄到的财物，够用半年了。这个方向着力很多，但大多不成功。因为有个白区力量集中反击。所以到1932年漳州之后就几乎没有打下中心城市，反倒是在打中心城市时损失很大。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扩大“挖浮财”对象的面。红军有口号叫作“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剥削者自然有个定义，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给扩大了。中农也算进去了，可能有些贫农也给算进去了。这是一方向，这个方向效果比较明显。但负面的东西也多。有很多文献记载。第三个方向，则是在对外扩大不行的时候，转回头，把已有苏区重新再打一遍土豪，这个时候手段很硬，很残酷。这主要是通过查田运动搞的，这时候，什么成分之类，就随便定，目的就是任何可以拿走的东西拿走，以维持能够革命和红军作战经费。查田运动从1933年夏到1934年初夏，搞了一年，各级苏维埃几乎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大程度的动员起来了。
C：这期间还搞了很多的竞赛，都有指标的，发公债、建谷仓、收粮食等等，层层下压。但不论你怎么动员，反正数量有限，100％动员，也就那么大。
Y：是啊。这样的“经费模式”实际上到1934年初就走到头了。
C：问题是中共这帮人非要撞上南墙才知道到头了吗？他们事先没有一点感觉，想不透？不会吧。
Y：当然不会。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共产党了。我告诉你，他们在这个事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讲过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这个很厉害的，这就是现成的一个“案例”。要知道，不论是朱毛，还是在上海临时中央那些人，他们始终没有就苏区论苏区，在他们那里，有个更大的全国革命胜利的方案。中央苏区在这个全国胜利的方案中只不过是突破口，一个导火索罢了。他们在中央苏区所作的一切都有个大的革命前提，那就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不容置疑的胜利。这个革命的“知识结构”就为苏区里那些不光彩的“经费筹措模式”提供了一个革命的完美的逻辑。只要中央苏区站住脚，很快就会迎来革命高潮。到那时，天下都是工农的了。现在受点苦算不上什么，到那时，还会有经费问题吗？还需要打土豪吗？还需要操心有没有“浮财”吗？不需要。
C：即使全国革命高潮一时半会来不了，那么“争取一省数省胜利”总是有可能吧。
Y：是啊。那时的文件不都是讲这个“一省数省胜利”吗。立三路线时，讲全国高潮，叫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政治破产以后，临时中央及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毛本人还不是把“一省数省胜利”挂在嘴边，写在文件中啊。
C：这是把话说圆的关键。否则，那些个革命者们也没那么大的干劲的，则中央苏区那套搞法也讲不过去呀。
Y：倒不一定是为了把话说圆。我倒认为，当时中共就是如此真诚地这么相信这一条的。这有个语境转换的问题。中共革命要经过漫长的几十年奋斗才能成功，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体验。在上世纪20~30年代，那时的革命者头脑中，是根本没有所谓的长期奋斗这个概念的。毛也没有，肯定没有。其他那些年轻人更不可能有。他们有的，恰恰相反，都是少部分精英的运作，然后迎来一个契机，咔嚓一下子，革命高潮到来，全国胜利。这个是有体验的。苏俄“十月革命”是如此吧。“辛亥革命”是如此吧。往早讲，“法国大革命”是如此吧。老蒋搞“北伐”，从誓师，到打下武汉，就三个月嘛。所以，就当时的经验范式而言，革命不用那样长的时间。
C：其实只有毛后来的奋斗和理论才创造了一种长期坚持奋斗的革命之路。除此之外，长期奋斗的革命案例很少的。在那个时候当然根本就没有。
Y：所以，头脑中，他就是这么认识的。革命高潮，全国胜利这是前提，这个前提之下，各种不可思议的短期行为，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例如“分田地”里头，不给地主分田，那地主怎么活呢？于是就有地主跑出去，再拉个小队伍回来打你。这肯定不划算嘛。但此点，一直未纠正，用不着。打AB团，搞肃反，我们事后看不懂，在当时，就没有问题，胜利就在前头，纯洁队伍，很自然。同样的，瑞金方式之下的经费筹措，是有限度的。这也没有问题。当时中央苏区几乎并没有做过什么尝试去改变这一点，去想想其他的办法，没有。原因也在这。这是中共党员的信仰呵。如果他们早就知道没有这个革命高潮，那么这套搞法，就不可能弄出来的。所以这个革命的“知识结构”里头，中央苏区的各种政策是自洽的。一方面有那样多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又一本正经地发布法令，定下植树节。毛和项英亲自上阵，动员大家在荒山上植树。植树是长期行为吧。如此矛盾的现象，背后，就是这么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在里头。
C：当时中央的各种指示信，忽左忽右，但有个特点，语气都非常自信果断。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那帮留俄学生“本本主义”，而是中共当时确实自信于也依据于全国革命战略的成功。事实上，全国革命战略不仅为中共提供了终极目标，从而为任何无所顾忌的手段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中共提供了具体的策略资源。中央苏区是全国战略的一个点。自然他们指导朱毛的时候就当仁不让了。Y：他们在信中几乎每次都把对朱毛的具体指导同全国革命战略相关联。1932年7月份朱毛打下漳州正高兴呢，结果临时中央一顿批：“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提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在漳州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厉害吧，当时，就这么个语境。而且，从具体操作上讲，中共的想法是以各地苏区的苏维埃运动来点燃全国革命这个大炮仗。中央苏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导火索，张国焘的川陕也是，贺龙的湘西也是。但中央苏区最大。用这几个苏区来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一次不行，就再点一次，或者，到别的地方来点，总之，高潮一定会来。
C：以全国胜利为前提，中央苏区的革命才能在道理上立得住。那么当这个前提不具备了，那会怎么样呵？
Y：不能讲前提不具备了。在当时中央这批革命者眼中，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失望的发现，中央苏区的奋斗没有引发全国的革命高潮，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中央苏区的错，而是有些条件一时没有完全具备而已，他们还是有机会的。虽然，他们知道就要放弃中央苏区了，但他们还有信心。只要生存下去，革命高潮很快会来的。事实上，在老蒋开始五次“围剿”的时候，全面失败的迹像已经出来了。因为进到1934年，老蒋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他对全国的掌控力达到了最好的程度。此时，不论是“一省数省胜利”还是全国高潮到来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用当时党内的话讲，叫做“革命低潮”期，恰恰在这个时候，瑞金方式之下的革命“经费模式”也走到头了。久盼的全国革命不见踪影，而眼前已是度日如年了。
C：中央苏区的普遍经济困难在1933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了，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这以后，中央苏区迅速进到一种衰竭的状态中去。查田运动也把红军同当地农民关系彻底搞拧了。查田运动后期，运动所过之处，农民已经完全不能支持苏维埃运动了。
Y：不在于同群众的关系搞僵了。而是你已经没有可能再搜刮出浮财了，已经没有了。也不在于群众支不支持苏维埃运动，而是群众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支持的人力物力了。“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男丁也几乎都被“扩红”了。毛搞调查的那个才溪乡，一共2000多人，到1934年初时男丁没几个了，没法再支持了。再弄下去，人口再生产都要停止了。
C：我还注意到不少文献中记载了苏区政府的一些人利用革命搞腐化的事例。如同我们在讲土改时看的那样，中央苏区经济部的和县乡苏工作人员中，腐化现象并不少见。当时在瑞金县苏办公点旁边有个饭馆，专供县苏工作人员吃喝，有一次吃甲鱼，一次购买16斤，还说没吃够。中央苏区的总务厅长和手下人一块贪污。居然一只手戴好几只金戒指。这个你没有办法杜绝的。永远都有，但关键是林彪和彭德怀不这样做就行了。他俩不这样，中央苏区的主流就是清廉的。
Y：这个变量在1934年春夏时，可以完全忽略，因为，已经大事不好了。到了1934年初夏，4月广昌战役失败，就更加不可收拾了。这之后，就发生了好几件事情，要联系起来讲。一是查田运动终于搞不下去了，在3月15日发布中字第一号训令《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做了最后一把努力之后，在5月就草草收场了，此为第一件事。这件事表明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已经挖光了，瑞金方式走到头了。苏区政府和红军经费要断了。第二件事，是在5月，中央局那几个人，决定“战略转移”了。当然他们严格保密。这件事，表示中共中央已然认识到必须考虑生存问题了；第三件事，是分别于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动员稻谷100万担，大体到9月底就完成。这件事表达，在“浮财”已尽的情况下，苏区政府和红军已经完全在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