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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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客观性”和“公正的观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术语（292）。“排除价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学的以及独裁主义者的教义，因为它们预先判定事实。这种排斥在今天，就象在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是非常必须的，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事实不受干扰。即使在我们国家中，当前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科学只是一种微弱的威胁，我们仍要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挤的信条与之抗衡。

理解的价值观

　　然而，我们现在认识到，防止人类价值观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感觉的唯一途径，是始终对这价值观有非常清醒的意识，理解它们对感觉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的帮助，作出必要的修正。（所谓干扰，指的是精神决定因素与现实决定因素的混淆，而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后者。）对于价值观、需要、愿望、癖好、忧虑、兴趣、以及神经病的研究，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这个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全人类最普遍的倾向：抽象、分类，从而理解相同点和不同点：大体上有选择地注意现实并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忧虑来改变和重新安排现实。这样将我们的知觉过程组织成各大类，这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鲜明，同时又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陷入阴影。必须清楚，尽管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类的线索，而且有时还有“天然的”分界线，然而这些线索常常只是最低限度的或模棱两可的。我们往往必须创造一种分类或把某种分类强加于自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和兴趣。假如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人的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只有靠很好地了解这些因素，而不是否认它们的影响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忧心忡忡的、纯粹的科学家应感到放心，因为关于价值观的所有这些搅扰人心的论点的宗旨，是要使他更有效地达到他的目标，即改进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376，377）。
人类和非人类的规律
　　人类的心理学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规律在某方面是相同的，但在某方面又完全不同。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法则和规律都要与自然界相同。人类生活在现
实世界中，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但是，这实际上并不与人类有内在的规律这一事实相矛盾。这些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那些规律。愿望、担忧、梦想、希望，完全表现得不同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哲学和桥梁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一个家庭和一块水晶．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的意思。然而理所当然，我们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实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它们既不是慈善的，也不是恶毒的，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官能（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表达感情的倾向。假如整个人类都消失了，这些实在仍然存留，——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按实在本身怎样，而不是接我们喜欢它怎样去认识实在，无论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或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实在的角度看，都是妥当的。康德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认识非人类的实在，然而我们更接近它，多少真实地去认识它却是可能的。
科学的社会学
　　　　对科学的社会学以及有关科学家的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比现在予以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部分地是由文化可变因素所决定的，那么，科学家的产物同样也是由这些可变因素所决定的。科学在何种程度上需要不同文化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就在何种程度上必须摆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做到更合理地理解；他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国际主义着，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人；科学家的产品就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关系所决定的，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对于自然观念的“干扰”作用，以上都是必须提出并且解答的问题。

认识现实的各种方法

　　　　科学对于取得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的宴在知识来说。仅仅是一种手段。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就是做小工的人也可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①他们也应象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他们不应该被看成是彼此排斥的，甚至看成是相互分离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科学家，在他的狭隘的同事当中几乎当然是佼佼者。
　　　　假如我们听任这种心理学的多元论把我们引到科学是由多种多样的才能、动机、兴趣所组成的交响乐队这一思想，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忙于对科学的概念作分析和批判的科学哲学家自然接近于同样对纯理论感必趣的科学家，其程度无疑胜过后者而接近纯粹的技术科学家。提出有条理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接近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接近工程师。科学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一
个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仔细研究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比从正在进行抽象研究和实验的同行那里，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营养。
　　　　我以为，没有方法能够绝对地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人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性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以科学家的名义领工资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作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初级大学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读过化学杂志，依照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化学家。这个人比起一个聪明的对地下室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来，也许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更远一些。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忙于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死。然而，他却乐意称自己为科学家。
　　　　假如…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需要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
　　　　但是，当我们指出科学家——非科学家的两分法过分简单时，我们也必须重视这样一个普遍的结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这样，他做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比起一般化的残废人来，能够做最多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语，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风格的科学家，比起一点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采用个人历史的方法，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且自然不是狭隘的工艺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丰富多采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中的心理多元论使我们懂得，有许多道路通向知识和真理，刨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于侧面，也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心理病理学与科学家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以及健席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比起那些不愉快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神经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化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实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等等。
　　　　这一事实至少有三个含义：首先，科学家（或更恰当是一般的真理追求者），为了作他最好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第二，也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改进了，它的所有人民的健康也臆之改进之时，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改进了。第三，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往往会通过我们争取学术自由，终生任教、提高薪水等方面的压力来帮助真理的探索者。

第二章科学中的问题中心与方法中心

　　　　数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官方”科学的缺限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分析外（282），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逸一章试图指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限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
　　　　方法中心就是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简而言之，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屎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
过分强调技术
　　　　一味强调雅致、完善，强调技术和设备，往往造成这样的后果：减弱一个问题和一般刨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向理论基础挑战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因此，逐渐增强的倾向是，学术论文的主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表达得好即可。一句话，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趼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现成的积累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在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序联系起来——一句话，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从得知科学家与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的区别。
　　　　这些论点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我无意贬低方法的重要性，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应该强调，是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忘记这个，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的人。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面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但是，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却有可能。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上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找点麻烦，但是，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可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外行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省力得多。
　　　　方法中心的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