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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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化并不要求注意力集中，并不需要有机体使出浑身解数来。注意力策中对于感觉或理解一个重要、新奇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极其劳神的．因此相对来说没有标签化那么常见。一般公众都比较喜欢流线型的读物、经过压缩的小说、文摘期刊、千篇一律的电影和充满陈词滥调的谈话。总的说来，他们都力求避免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强烈地偏爱那些千篇一律的虚假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上述结论。
　　　　标签化是一种部分的、象征性的、有名无实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完整的反应。它使得行为的自动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做几件事情，而这又意味着，低级活动只要以一种类似于反应的方式进行下去，就会使高级活动成为可能。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经验中那些我们业已熟知的因素。这样，我们就不必作为个体，作为服务员、门卫、操作电梯的人、清洁工，身着工作制服的人而去进行感觉了。
　　　　这里牵涉到一个矛盾，因为以下两种情况都同样是真实的：（1）我们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能纳入到我们已经构造好的标题中去的东西，例如那些奇怪的东西；（2）正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新奇陌生的，危险的和咄咄逼人的东西最容易夺走我们的注意力。一个新奇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险的（例如黑暗中陡然一声鸣响），也有可能是不危险的（例如窗户上挂起的新窗帘）。我们将最充分的注意力给予那些陌生而危险的事物，而对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们所给予的注意力则十分微弱。此外，对那些新奇而安全的事物，我们往往给予不多不少的注意力，否则它就会转化为熟悉而安全的事物，亦即就会被标签化。
　　　　有一种有趣的理论是从这样一个奇怪的倾向出发的，即新奇生疏的东西要么根本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要么就势不可当挡地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那么健康的）似乎都只对那些凶险的经验作出反应，好象注意必须被看成是对危险作出的反应似的。注意似乎是在警告我们必须采取某种紧急反应。这些人将那些不凶险、没有危险的经验置于一旁，不予理睬，这些经验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们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作出任何其它认知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对这些人来说，生活要么是一场危险的聚会，要么就是危险的暂时缓解。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事情却并非如此。这些人并不仅仅对危险的情况作出反应，或许他们从根本上就此一般人感到更为安全一些，自信一些，因而有闲心去对那些不但没有危睑相反还使人愉快激动的经验作出反应，能够去注意这些经验，甚至为此而如醉如狂。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积极的反应，不管是柔和的还是强烈的，不管是一种轻微的愉快还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迷狂，都与紧急反应毫无二致，都是自主神经系统以及有机体的五脏六腑的总动员。这两种经验的主要差异就是，人们从内省中感到一种经验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种经验则是令人不快的。这一观察使我们看到，人不仅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且还识极地从世界中获得享受，甚至还主动地将自己强加到世界上去。大多数这类差异都可以用精神健康（姑且这样称呼）这一因素的变化来加以解释。对于那些相对说来焦虑不安的人来说，注意都毫无例外是一种紧急机制，世界或多或少被简单地划分为危险的和安全的。
　　　　这种注意与标签化注意之间的真正差异是由弗洛伊德关于“自由、漂浮的注意”①这一概念所提出来的。弗洛伊德之所以向人们推荐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注意，这是因为主动的注意总是将人的一系列期待强加到世界上去。这样一些期待足以淹没现实的声音，如果它过于微弱的话。弗洛伊德要我们屈从、谦卑和被动，只去关心现实要对我们说什么，使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都由物质的内在结构来决定。这等于是说，我们必须把经验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看成是与世界上所有其它东西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作出的唯一努力就是去把握经验自身的性质，而不是去力图发现它是如何适应我们的理论、格局和概念的。这毫无疑问是在鼓励以问题为中心，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我们面前的某一经验自身的和内在的本质的话，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抛开自我及其经验、预想，希望和恐惧。
　　　　在此，把科学家和艺术家研究经验的各自不同的方法作一番我们业已熟悉的（甚至是千篇一律的）对比，这对我们也许不无帮助。如果我们容许自己去构想“真正的科学家”和“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科学家基本上是力求把经验加以分类，将某一经验与其它经验联系起来，将它置于其在关于世界的一元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上，探寻这一经验在哪些方面与所有其它经验相同或相异。科学家倾向于赋予这一经验一个名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一言以蔽之，把它进行分类。而一个艺术家则不同，如果他达到了柏格森和克罗齐（c…foce）对艺术家提出的那些要求的话，那么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经验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他必须把经验视为一个个别的对象。每个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与别的苹果毫无共同之处；每一位模特儿、每一株树、每一个头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与别的东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说道：“他看见了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他对于把经验加以分类，并把它们归入到头脑中的卡片目录中去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要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然后，如果他有才能的话，再采取某种方式把这种经验凝固起束，让那些不那么善于感觉的人也能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西默尔（Simmel）说得好，“科学家看见某物是因为他了解它，而艺术家了解某物则是因为他看见了它。”
　　　　我们还可以再作一个类比，这一类比或许能够击中上述差异的要害。我称为真正艺术家的那些人还在另外一个特征上有别于常人。说得尽量简略一些，他们在看见每一次日落、每一束鲜花，每一株大树的时候似乎都能感到同样的欣喜和敬畏、都能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能作出强热的情感反应，好象这是他们平生所见的第一次日落、第一束鲜花和第一株大树一样，一般人只要看到同一奇迹发生了五次，就会对这一奇迹无动于衷，不管它是多么地壮观。相反，在一位诚实的艺术家那里，这一奇迹哪怕已经出现了千百次，仍然能够在他心中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能够更加清晰明彻地看到世界，因为对他来说，世界常新。”

感觉中的标签化

　　　　关于陈规化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象偏见这类社会心理，而且还适用于感觉这一基本过程。感觉往往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内在本质的吸收和记录。在多数情况下，感觉都是在对经验进行分类，为它贴上标签，而不是对它进行检查。这种活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感觉。我们在这种干篇一律的、标题他的感觉中所做的一切，恰好类似于我们在言谈中不断地使用陈词滥调。
　　　　例如，当我们被介绍给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完全有可能对他感到新鲜，并且力求把他当作一个与生活中其他人不甚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来加以理解和感觉。但是，我们却往往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到某一类型的人当中去。我们将他置于某一范畴或某一标题之下，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往往把他看成是某一概念中的一个例证，或者某一范畴中的一个代表。例如，他是中国人，而不是有名有姓的王龙，不是那个与他哥哥有着完全不同的美梦、意愿和恐惧的王龙。要不然他就被称为百万富翁，或社会的一成员，或一位女士，或一个犹太人，或者别的什么人，①换言之．一个进行陈规化感知的人应当放之于档案管理员而不是照像机。档案管理员有一个装满文件夹的抽屉，她的任务就是将办公桌上的每一封信件归入甲类或乙类，放进适当的文件夹中。
　　　　在标签化感知的许多例证中，我们可以列举人们对以下各种东西进行感知的那种倾向：
　　　　1．那些熟悉、陈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陌生、新鲜的东西；
　　　　2．那些系统化和抽象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实际的东西；
　　　　3．那些有组织、有结构和单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混乱的、没有组织的和模棱两可的东西；
　　　　4．那些已经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没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东西；
　　　　5．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无意义的东西；
　　　　6．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
　　　　7．那些人们期待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出乎意外的东西。
　　　　而且，即使某事件是陌生的、具体的、模棱两可的、没有命名的、没有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出乎意外的，我们还是强烈地倾向于把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适履地将它塑造成一个更为习见．更为抽象，更有组织的形式。我们往往把事件当怍某些范畴的代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件本身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和自具特征的。
　　　　在罗夏的测验中，在格式塔心理学、投射测验和艺术理论的文献中，关于所有这些倾向我们都可以找到不计其数的描述。早川（Hayakawa）（99，103）举出一个艺术教师作例子“这位教师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他们画不出一只个别的手臂来，这是因为他们将这只个别的手臂看成是一只一般的手臂；而且，由于他们这样来看待个别的手臂，他们往往就以为他们知道这只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了。”夏赫特尔的那本书也充满了这类有趣的例子（410）。
　　　　不待说，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将某一刺激物归到一个业已构造起来的范畴系统中去，那么他对这一刺激物就无须了解很多；但是如果他是为了理解和正确评价这一刺激物，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真正的感知应将刺激物当成独一无二的，必须整个地包容它，在它上面纵横捭闺，完全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不比贴标签，编目录，转瞬之间即可完成。
　　标签化远远没有新鲜的感知那样有效，很有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一转瞬之间即可完成的特点。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突出的特征才能用来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容易使人误入岐途。因此标签化往往使人犯错误。
　　　　这些错误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因为标签化感知同样也使得人们不大可能去改正原先的错误。一个被纳入标签中的人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例如，假如我们出于某种缘故确信某人不诚实，然后我们想在某一次玩纸牌时捉住他，不幸却未能捉住，我们通常还是…仍其旧把他唤作贼，认为他之所以变得老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故，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出于偷懒，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对他的不诚实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即使我们从未发现他做什么不诚实的事情，这也无关紧要。我们尽可以将他目为一个恰巧不敢在我们面前玩弄戏法的贼。或者我们可以将他这一与平常不一致的行为视为有趣的，认为它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本性，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如果我们坚信中国人象谜一样不可理解，那么即使我们看见一位爽朗大笑的中国人，那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中国人的成见，我们把他看成只不过是一个古怪的、异常的或罕见的中国人罢了。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人们怎么会在真理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还要顽固地坚信谬误。我知道，对于这种拒绝接受证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完全用压抑或一般来说用动机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释。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这一看法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是否本身和自行就是一个完满充足的解释。我们的讨论表明，人们看不到证据，还有别的原因。
　　　　如果我们自己处于接受这种陈规化态度的那一端，我们就可以略微地体会到那强加于对象身上的不公正的待遇。当然，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黑人都能证明这一点，但这也常常适用于所有其他人。请听听诸如“哦，是个侍者”或“又是一个姓琼斯的人。”这类话。如果我们象这样被随便地装入一个皮包内，与其他许多我们感到在很多方面与之完全不同的人混在一起，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