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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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如果用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可以说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314）同时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可以用来作为基础将各种工具性学习和适应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些内在的利益，动物和人类都愿意学习几乎所有能使它们得到这终极利益的东西。
尽管在此由于篇幅的限制而无法进一步发挥这个观点，我却不能不提到，将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不光看作是需要，同时也看作是权利，这既合情合理又颇有益处。既然承认人有权成为人，就如同猫有权成为猫一样，那么这一点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要想具有完整的人性，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天赋权利。
这种分为各个层次的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系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对我有帮助。我觉得它就象一盘大杂烩，人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胃口和口味从中挑选。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时，也要考虑到判断者的性格因素。他会依照己被自已普遍化了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从中选择出某些动机，并将行为归因于这些动机。我发觉，人们今天往往都会做出后一种选择，即选择悲观的动机。这种情况生得太频繁了，我都觉得有必要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动机的贬低”。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在解释中宁肯选择低级需要而不愿选择中级需要，宁肯选择中级需要而不愿选择高级需要的倾向。宁肯选择的是纯粹物质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杜会性的动机或者超越性动机，也不是三者的混合物。它是一种妄想狂似的猜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这种情况我常常见到，但据我所知，对此还没有较为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一额外的变量。
当然，研究思想史的人肯定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轻而易举地找出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例子，既有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也有贬低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在目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显然是普遍地贬低。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地滥用，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这种倾向的根据是先入之见，而决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决定作用比我的病人自已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比当代的知识界人士所敢于承认的也要大得多。很明显，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也很明显，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所以决不能让某个派系或内部集团来自行解决。
在论述满足理论的第五章中，我增加了一节与满足的病理学有关的内容。人们在达到了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之后，自然会以为能带来幸福，但随之而来的竟可能是病态的结果，这在15或者20午之前，我们自然是不会有思想准备的。我们从王尔德①身上吸取的教训是，必须警惕我们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往往会发生悲剧。看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动机子次上都会发生，无论是在物质的，人际的，或者是超验的层次上。
我们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得知，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其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生出一个可以寄托信仰，可以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来。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倒是有可能产生厌倦，无目的，无法无天之类的后果。我们显然只有在为我们所缺乏的事物而奋斗时，在希望得到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在我们将自己的力量积蓄起来以便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奋斗时，才会把自己的各种本领都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结果证明，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能确保一种幸福愉快，称心如意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状态，既能解决问题又会产生问题。
这个发现的含意是，对于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能想象得出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为之而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即使他们的所有基本需要都业已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甚至更为丰富，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295）。因此，那种对于有意义生活的流传甚广的普通看法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至少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
对于我所说的牢骚理论（G洲ble The00y），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291），这对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简而言之，我所观察到的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希望是）更高级的小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当然，幸福的确降临过，是实实在在、可以得到的。但是，看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内在的变幻无常，特别是当我们着眼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达3千年之久的幸福理论进行修正，这种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国、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等概念。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结尾时总是说“他们打那以后一直幸福的生活着”。我们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理论也是从来如此。种种喋喋不休的宣传，例如对我们社会中虽然极其有限但是确有其事的改良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因而也就倍感失望。为了工联主义，为了妇女选举权，为了直接选举参议员，为了按收入缴纳所得税，为了许多已被我们写进宪法修正案的改良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每一种改良都说是能带来黄金时代，带来永久的幸福，带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则往往是碰了事实之壁后的幻灭。但是幻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一点似乎可以明明白白地讲清楚：我们期待着改良，这完全合情台理，但我们直如果期待着什么十全十美，什么永久的幸福，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有一个事实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但却几乎是被普遍地忽略了。对此，我也必须唤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会不再被珍惜——至少在它们没有被剥夺前是这样（可以参见483）。例如，当我于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时，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便是：在150年间所一直为之奋斗并最终获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和改良，却被许多没有头脑的浅薄之辈轻蔑地抛到一边，认为全都是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为之一战，不值得捍卫，不值得珍惜。而这，且不过是因为社会尚未十全十美。
目前正在为妇女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可以用来做为一个例子，（我可以举出十多个其它的例子），说明这个复杂但却重要的问题，以证明有多少人趋于以一分为二的分割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式进行思维。今夭，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有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厌烦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井，一种奴役。于是，便用一种非此即彼、不求兼顾前方式来渴求高级的需要和高级的满足，倒如：职业生涯、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等。其实，认为上述一切都是互相排斥，不可兼容的，这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这种看法正是不满理论和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需要理论的要点。强烈地希望牢牢抓住所有已经占有的东西不放，然后再象工联分子一样，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对心怀不满的妇女所做的最好写照。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同时得到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并未吸取这个永久的教训。无论她渴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旦它被得到，整个过程就会再重复一遍。幸福，激动，满足的几天一过，便不可避免地要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便会再一次陷入不安、不满，便会要求得“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实际可能性以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久，持续幸福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只有转瞬即逝的欣悦，然后免不了又要发牢骚，又要愤愤不平地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地做些什么，即能够一一列举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它们而感到庆幸，能够避开非此即彼这种选择的陷井。一位妇女有可能得到女性所特有的全部满足（得到爱，家庭，孩子），然后，在不放弃任何一种既得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最后超越女性，同男人共享全面的人性：例如，她的智力，她可能有的天赋，她个性中所特有的天才，她自身的实现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
第六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宗旨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遗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迫使我们比15年前更多地承认基因的巨大决定作用。在这些发现中，我认为对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消失，等弊。
第九章“破坏是似本能吗？”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传达我的观点，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且前，有关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象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6章以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文化和数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它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设想为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皮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员，那么单是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雇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个体的差异，认为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列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不容易从外表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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