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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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诺贝尔奖文化与第三种文化
■　张田勘
　　文化的概念和使用已经有些泛滥成灾，以致于一提文化要么让人头痛，要么让人不知所云。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文化却有比较明确的含义。其一，文化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尤其指精神财富；其二，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
　　诺贝尔奖文化是什么？
　　毫无疑问，上述两个概念都比较大，也会有大而无当之感，但总算有一定的界线而胜过泛泛而谈。如果以诺贝尔奖文化为例，可能会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明确、具体和生动。
　　诺贝尔奖文化和它散发的吸引人的芬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诺贝尔奖奖励的内容、对象，另一是诺贝尔奖颁奖自身，包括遴选和评奖过程，评奖标准、理由和方式，价值取向，甚至颁奖仪式。显而易见，诺贝尔奖文化的第一个方面指的是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结晶，尤其是后者，更属于人类精神财富中的经典与瑰宝。而第二个方面则是指诺贝尔奖从设立、评选和颁发以来所形成的一以贯之并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评奖标准、操作和行为模式以及价值取向。
　　不过，诺贝尔奖文化还可以以另外的方式和角度来理解。如果以时尚和学界主流认可的理念来诠释，诺贝尔奖文化既是科学文化，也是人文文化，也可以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相结合的第三种文化。尤其是当我们在为第三种文化找不到确切的定义和内容时，诺贝尔奖文化可能是对第三种文化比较贴切和恰当的解释。
　　英国物理学家和作家斯诺（C．P．Snow）在其《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1959年）和《再看两种文化》（1964年）两书中提出了人类的第三种文化概念，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将产生第三种文化。不过，同样是在1964年，美国人布罗克曼U．Brock…man）出版了《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一书，但该书对第三种文化的解释仍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因而有别于斯诺的解释。
　　虽然在如何解释第三种文化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们不是要寻求精确的答案或认定哪一种解释更好与更正确，而是要解释诺贝尔奖文化，所以如果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来解释第三种文化，那么，实际上诺贝尔奖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比较符合这一理念，因为它反映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人道精神，以及这两种精神的融洽。
　　科学文化与交叉学科
　　诺贝尔奖文化最鲜明和一以贯之的特征之一是科学文化，它所选择和表彰的科学成果都代表着人类科学技术和知识发现的结晶，是被实践长期检验过的真理，因而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真实与客观。这样的真实和客观不仅反映着真理的光辉和智慧的力量，同时这些客观的知识和发现也极大地造福了人类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然而，诺贝尔奖文化也是随着现实和历史的变化而改变的，在诺贝尔奖颁发的100多年历史中，上个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尤其是与近几年相比，这种文化上的发展明显而稳定。过去诺贝尔奖的选择一般都局限于一个学科的发现，因此反映的是各个学科之间的单打独斗，这反映了科学刚刚开始发展时的现实，在学科耕耘上，在不毛之地，只要稍用一点功夫和多撒一些汗水，就可能创造成果，并获得诺贝尔奖的遴选与承认。
　　但是，今天诺贝尔奖的选择大都放在了多学科结合所产生的成果上。当然，与其说是诺贝尔奖选择了多学科成就，倒不如说是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更容易出成果，因而这种成果的绚丽光芒和实用价值更吸引诺贝尔奖。刚刚颁布的2003年诺贝尔奖中，生理或医学奖授予的是磁共振成像技术，其实就是物理学与生物医学的结缘，被视为物理学反串了医学。
　　化学奖授予了对细胞膜通道的发现，这实质上是化学与生物医学的结合，也即生物化学的内容。物理学奖虽然授予的是在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但是这些成果也与生物医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目前，超导体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成像和粒子加速器等领域。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经济学研究需要数学的方法或要以数学为基础，2003年的诺贝尔奖授予的正是获奖者发明的新的统计方法，以此来处理经济时间数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更有说服力的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遴选的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研究所得的成果，把认知心理学应用到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人的决策的不稳定性，即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行为。
　　说实话，这一成果不仅是多学科交融的结果，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心理学的看法，并挽救了心理学的衰落地位，因为心理学并非仅仅可以疗治心理疾病，而且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实际问题。而在此之前美国国会科学委员会宣布，政府将大幅度削减行为科学（属于心理学范畴）的研究经费，之后英国医学研究会也宣布，英国现存的三个心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心理学研究中心——位于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发育研究所——也将关闭。也许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能从某种程度挽救心理学。
　　诺贝尔奖文化体现人文文化
　　尽管由于文化、审美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不同而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受到一些批评，相当多的人也认为在这些奖项中或多或少地羼杂了民族甚至文化的偏见与歧视，但是所有人，无论其文化与风俗多么迥然相异，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多么尖锐对立，都不得不承认诺贝尔奖在这两个奖项上的独特的诺贝尔奖文化的特征和本质，即，它通过遴选、评奖和颁奖向全球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和呼吁关怀人、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极力宣扬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尤其是对下层人、弱小阶层的关心保护，既是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所重视和表彰的内容，也是诺贝尔奖长期以来的价值取向，因而形成了诺贝尔奖文化的独特内涵与晶位，这种内涵也正是人类长期以来所提倡和推祟的人文文化（精神）的本质。
　　这种价值和文化观可以用叔本华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决不摒弃任何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是大自然安排和产生的作品。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伊朗妇女希林’伊巴迪，以表彰她为民主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所作出的努力。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为，伊巴迪在保护基本人权方面作出了贡献。伊巴迪本人则认为，如果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得不到尊重，任何一个社会都称不上是一个文明社会。她坚持伊斯兰教与基本人权没有冲突，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应展开对话，反对采取暴力行为。
　　诺贝尔奖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是一贯的，1979年特蕾莎修女的获奖更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感人而生动的典范。一个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明了特蕾莎为什么能获奖，也更能理解诺贝尔奖所认可、支持和赞赏并推崇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
　　那是一天的下午，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没有封盖的臭水沟里，特蕾莎修女发现了一名奄奄一息的老人，又脏又臭，行人都惟恐避之木及，但只有一位“天使”走近了他，这就是特蕾莎修女。她把他慢慢地扶起来，为他一点点地清洗，一处处按摩，换上干净衣裳，然后端来饭菜一口一口地喂他。由于老人极度的虚弱，整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特蕾莎的关爱并没有挽留住老人的生命，在落日的余辉里和渐渐升起的暮霭中，被特蕾莎握着手的老人感激涕零地说：修女，我活着像只没有人理睬的动物，但却死得像天使一般！尽管特蕾莎没有挽留住老人的生命，但却在他临终时给予了他最大的心理慰藉和关怀，让他感到自己像天使一样，哪怕这种感觉只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特蕾莎的这种行为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出生于塞尔维亚的她为了第三世界的穷人，多年来一直在印度帮助和挽救那些无衣无食的流浪者和穷人，至少让几千名这样的流浪汉获得新生或幸福地离开人世。
　　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在为特蕾莎修女颁奖时，以极其感人、诚恳和质朴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布：她（特蕾莎修女）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
　　同样感人肺腑的是特蕾莎修女的答谢辞，她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人类世界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又对自己的行为原则做了诚实的解释：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