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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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农村的教育，白斐德特别建议要做到两点：一是凡乡村儿童所受之义务教育，亦须与城市儿童所受者，其优美之程度相埒，并须合乡村之特别情形。二是训练各种阶级之农业领袖，其能力足以胜任而其志趣又极坚决，愿为农民解决种种问题者。
白斐德认为，乡村教育在中国至为重要，是改良中国社会的基本措施。他说：“乡村小学为以后五十年中教养三万万人民基本教育之惟一方法，其事业之伟大，可供政治家之运筹，其问题之重要，可警觉人民之爱国心。虽此区区之乡村教育，几为将来真正共和国家之关键。”
白斐德在意见书的最后，单列一节“对于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切要之建议”，其中第四条即为“组织全国农业会及永久之农业讨论会，以讨论发展全国农业之计划，并研究实施之方法。”白斐德专门对中国农业领袖的问题做了说明。他说：“中国之贤达，注意农业者甚少，但今文明各国，农业已为经济家公法家政治家商业家之事业，而商业家尤为注意。倘中国亟需振兴实业，此种事实，亦必相应而至。希望中国有经验之领袖人才，共起而解决中国之各种复杂重要之农业问题，农业政治家确乎为今日中国必不可少之人才也。”
我读这份历史文献有一个感想，就是早期中国政府和负责农业问题的专家，都特别强调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良性发展。对中国农业的基本思考，必须注意充分利用民间社会的力量，在政府之外，为农民领袖的成长和相关的农业组织留出空间是必由之路。另外，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对后发现代化社会里中的农业问题，要有容纳世界农业专家意见的胸怀，这一点对今天的政府尤其重要。还有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农业教育都应当给予特别注意。虽然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与八十多年前已根本不同，但八十多年前中国的经验，今天不应当忘记，对于早年西方农业专家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所做“制度设计”中包含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是要倍加珍惜。
看这份材料时，我还想到了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冯和法是中国有名的农业经济
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印象中他和薛暮桥合作出过一本书，但记不起来了。改革初期，薛暮桥的书影响很大，所以有印象。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本书在1935年还出版过一个续编。
这本书主要是当时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家和各种相关机构的调查材料，编者只是根据一定的体例把这些材料编在了一起，但编辑水平相当高，如果没有对中国农村相当的了解和认识，是编不出来的。书后附有索引，非常专业。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有关农村的所有问题，这本材料都涉及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农”问题，虽然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在深层，还是那些问题，比如土地制度、农民的迁移、租佃制度和农民负担等。
我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早年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只是从各种制度以及制度的好坏来看农村的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对农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但他们极少提出过用激烈的土改方式来改变当时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看法是发展工业。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南北差异很大。北方的农村和江南的农村，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不具体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比如就佃农和自耕农的情况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远大于佃农，而江南却是佃农的比例高于自耕农，原因一是土地较少（江南农村的公田较普遍），二是有了一些工业和商业，有土地的人不再把精力用在土地上，他们把地租给了佃农。所以那种在农村划分成分的作法，是极不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家，没有一个人否认农村中有剥削，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书中有一节讲陇南农村的情况，用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调查，其中说：“我们陇南的佃户，与别的地方的佃户有大不相同的所在。他们所种的田不够时，才去种地主的余田；所以佃农一方面是自作农，换言之，自作农就是佃农，两者之间，是无甚分别的，完全作佃农的怕没有十分之一哩。他们所受地主的苛待，比较的完全佃农所受的束缚是轻得多了。
至于他们对于地主，也有极好的感情。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佃户还可以往地主家借贷食粮，等到秋收以后，方始偿还。倘地主家里有什么大工程发生，佃户可以随时去帮忙工作，那怕就是十天二十天，他们也是极欢欣鼓舞的干，并且不受工资。所以地主与佃户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彼此之间，虽微有蒂芥，地主是能原谅佃户的。
再说地主与佃农分益的情形。他们到收获的时候，有在田中当面与地主均分的，有上场后与地主只分种子的。其分配方法：有四六的，就是佃户得六而地主得四；也有均分的，地主与佃户各得二分之一，这完全视地主的宽吝为正比例。至于田赋的负纳，大概由地主代纳，与佃户是无涉的，但也有因佃户种的田太多，或因特殊的原因而两家分纳的，那就成了例外了。”（1156页）
类似的情况，在这本材料中还有很多。对于中国早期农村的社会结构，看来还是要多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一些反映土改的小说，明显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在绝对的对抗状态，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
是“冲击一回应”还是“中国中心”
■ 吴小龙
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在中国出版已经十余年了。这是一本很有分量也很有影响的专著，出版以后，得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他对美国史学界在中国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批判颇为论者所关注，甚至于，“中国中心说”流行之后，柯文先生所反对的“冲击一回应”说、“传统一近代”说和“帝国主义说”也渐渐不见提起了，何也？因为柯文给它们贴上了几个标签（我们就不说“戴帽子”吧）：“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美国史家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和“冷战思维的产物”。这么一来，有“美国史家”柯文先生这么深刻的自我批评在上，弄得中国史家也不好意思再提“冲击一回应”或“传统一现代”这些曾经用得很顺手的模式了——那至少会有思想落后、理论陈旧之嫌。从这一点看，柯文做了一件好事，任何理论模式，一旦被用得太顺手，就有可能带来思想上的惰性。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得想一想，“中国中心观”现在是不是也给说得太顺口了，它的道理何在，它对于“中国史家”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又何在？
柯文对过去所流行的这三种模式的批判相当严厉：“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资本主义模式）或隐含地（如‘冲击一回应’与‘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切可能。”在费正清的模式下，是否一切都“只可能是”以西方因素为主，具体分析中国现实的“一切可能”都不存在，这话恐怕说得有点绝对。反之，柯文认为，一旦从“中国中心观”出发，人们则可以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一直有一条“剧情主线”，甚至于能够“奇妙地发现”，“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所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十九乃至二十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具体说来，柯文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的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诚然，中国历史有它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入侵并不能使这些“本土问题”归于消湮无踪，而且它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程度不同地起着作用——近年来美国史家和中国史家在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上都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强调本土问题的存在和影响是必要的，而把中国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说成是自十八世纪甚至更早就延续而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的结果则又似乎太过了——这倒隐隐约约让人想起了我们自己曾有的一个提法：若非外力干扰，中国社会也能沿着自己的内在规律“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两者的设定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固有的内在结构、趋向、或“规律”，只是结论不一样：我们说这个过程已因西方的侵略而被打断了，而柯文说它没有“中断”。
我看，一条没有中断的“剧情主线”的假设，是和西方冲击改变了一切的说法一样成问题的。诚然，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和内在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归因于“列强”，确实有助于对许多问题探讨的深入，由此也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比如：更多地揭示农民起义发生地人口、土地、资源的压力和地域特点；把改革运动更多地与“国内改革传统”联系考察；探讨反洋教运动所隐含的绅权、教育权、官僚的权威、会党的密谋等。但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还有个时代问题，或者说，那些固有矛盾的语境转换问题。假定我们如柯文所要求的“转而对中国历史采取一种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那就更不能回避，中国这个“中心”当时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却恰恰正好是西方列强的存在和东来，及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正好是如何“回应”这个“冲击”的问题——它确实构成了百余年中国上层人土和知识精英思考的“中心”。正是我们自己，近代以来始终把这“回应”当作一个首要任务的。看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言论，再上溯晚清士大夫中“睁眼看世界”的那些人的忧虑和言说，乃至李鸿章等人对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触和震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关注表象背后的“实质”——“内在结构和趋向”，当然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任务，但这种关注似乎不应该导致对前贤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进行的理性思考的全盘忽略和否定。而上述所有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这些人物，在自己的主观意识层面上所最为关注和最费苦心思考的恰恰就是如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比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应该是早得多了。当然，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确实有很多思想、行动，其实不属于“对西方作出的反应”，而只是对自己固有问题的反应；但问题在于恰恰是中国人自己，把这一切都看作“回应”——它有种种原因：出于文化隔阂的误会，出于派系政争的蓄谋，出于心理的需要、宣传的需要、社会动员的需要、或者意义追求的需要，等等。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使“回应”成了中国人的一种解不开的情结、避不开的语境——直到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种种举措中，不是时时、处处都还体现着一种“回应”心态？
由于过于执着于自己的新模式，柯文在论述过程中的某些提法，似乎也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比如，他认为，“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他为此举例证明，十九世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有可能不是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尤其是这些人来华后学中文，采纳中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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