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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

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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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同样瘫痪的上海市委,和铁路局造反组织交涉——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由于严重超员,车厢空气污浊,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满了人。我常睡在椅子背脊上,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之间保持梦的平衡。火车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连这碗酒垫底,再去哪儿都不在话下。1967年初夏,几个同学在教室闲聊,异想天开,约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门外的京津公路集结。一行六七人,高举一手绢毛主席像章拦车,试图贿赂司机。可司机们无动于衷,风驰电掣而过。背水一战,我们背对车流的方向横坐,拦住公路,司机只好刹车。而卡车开往别的地方,把我们抛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绝望中见到有两个姑娘正搭车,上前求援。这帮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沟,听见一辆卡车由远到近,刹车,于是蜂拥而上。司机捶胸顿足地诅咒,无奈。

  到了天津,白天东游西荡,晚上睡火车站广场,与乞丐酒鬼为伍。晒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热炕,盖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张当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懒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阳光;只有一人目光坚定,胳膊交叉,一只脚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当时就说这小子有官相,后来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乡运动”来得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与大串连的免费旅行不同,这可是背井离乡,户口一迁走,就永远甭想再回来了。北京火车站的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们那代人彼此告别,并与时代告别的时刻。

  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别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车拉到河北蔚县,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下了班,骑着跟老乡借来的毛驴,沿乡间小路来到山脚下。那阵子正背古诗词。慢是一种心境,小毛驴把我带向古诗词的深意中。春节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挤满敞棚卡车,迎朔风,浑身冻得僵硬,却欢声笑语。

  父亲去了湖北的干校,母亲带妹妹去了河南的干校。每年法定12天探亲假外加倒休,我先去干校,然后转道走访名山大川。那是第一次自费旅行。盘缠不够了,我从庐山步行六七十里到九江,与一个乡下孩子同路。最难忘的还是从上海到大连头一次乘轮船的经验。我睡五等舱大通铺,邻居是哑巴,我们用笔和手势交谈。我多半站在后甲板,眺望波涛和海鸟。进入深海,海水近墨色。水平线遥不可及,心向往之。

  扒火车成为那年月的时尚。插队的同学互相传授经验,各有高招。我和刘羽去五台山朝圣,回京的路上钱花完了,到大同找朋友借了十块钱,但还是决定扒车。我和刘羽不时交换目光,像地下工作者,端着茶缸交叉走动,避开乘警。我们嗓子冒烟,腿肚子转筋;车轮飞转,而时间仿佛停滞了。眼看快到了北京,刘羽提议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那样目标反而大。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还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车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墙。

  八十年代初,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上,我搭乘小客轮,和满脸刀刻般褶皱的老船长拉家常。黄昏时分,汽笛突然拉响,在贫瘠的土地上回荡,空旷而凄凉。

  1985年春,我接到西德等几个欧洲国家的邀请。那时我正挂靠在北京郊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花了好几个月办手续,竟原地踏步,连县衙门这一关都没过。幸好胡耀邦亲自干预,最后一刻才放行。

  从北京出发,在巴黎转机去西柏林。那是头一次离开中国。飞机穿过滚滚云层,我心神恍惚。自蹒跚学步起,就有某种神秘的冲动带我离开家乡,外加时代推波助澜,让我越走越远,远到天边,远到有一天连家都回不去了。四年后,我重访西柏林,从那里出发踏上不归路。

  自1987年春起,我和家人在英国住了一年多,常去欧洲。三人旅行与单身旅行、情人旅行完全不同,与中年心境吻合——如歌的行板。女儿尚小,我们在教她飞翔,在暴风雨来临以前。

  1989年我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轻装前进,周游世界的梦想不仅成真,而且一下大发了:居无定所,满世界飞来飞去。仅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就睡了一百多张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疯狂。它帮我确定身份:我漂故我在。

  对中国人来说,跨国旅行的首要麻烦是签证。想想吧,在那些敌意的窗口排队,填写天书般的表格,绕开盘问的重重陷阱,忍受一个个扭曲心灵的折磨,得有多坚韧的神经才行。

  大约十年前,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陪我到巴黎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接待我们的是个谢了顶的中年男人。先是例行公事,根据表格询问核实,骤然间他喉结翻滚,脸色大变,连招风耳都红了。他以法国最高国家权力的名义警告我,我的证件全部失效。“你,听着,”他带着快感高声宣布,“从此刻起,所有机场火车站都对你关闭。”尚德兰战栗了,劝我一定要克制。

  直到我无意中提到法国外交部一个熟人的名字,形势急转直下。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大汗淋漓,开始跟我东拉西扯,从法国新浪潮电影到伍迪。艾伦。第二天尚德兰打电话询问,那个法国最高权力的代言人宣布解除禁令,并正式道歉。

  如今更是行路难。三年前我去参加耶路撒冷诗歌节,搭乘的是从纽约到特拉维夫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提前三个多小时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我正发愁如何打发时间。

  登机区由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把守。验明正身后,所有旅客逐一接受盘查,我面对的是位年轻的以色列女警官。先查三代,幸好祖上与回民无关。安检仪尖叫起来——我忘了取出行李里的笔记本电脑,成了重点审查对象。电脑交给反爆破专家的测试,而我被男警官带进小单间,脱成光屁溜,查遍衣裤的每个针脚。由女警官亲自押送,我和另几个嫌疑犯最后一刻才登上飞机。

  当然也会有另一种意外。有一次我从马奇顿开会回美国,先到布达佩斯过夜。第二天早上在机场登机时,我掏出积攒里程用的银卡,把柜台后的匈牙利男人唬住了,一下把我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

  再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去芝加哥,我居然坐到商务舱一号的位置,这有如升官,心里总不怎么踏实,空中小姐走过来,让我带上行李跟她走一趟。我心想这下完了,除了罚款,还得被训一顿。她带我上楼来到宽敞的空间,说:“你被升为头等舱的乘客。”我被安置在一个舒适宽大的靠椅上。另一位空中小姐马上送来法国香槟,和异国情调的南非菜的菜单。

  待吃饱喝足正要入睡,发现根本就玩不转遥控器,故靠椅无法放平。而像我这样老练的头等舱常客,自然不便向空中小姐启齿下问。与靠椅搏斗了一夜,让我筋疲力尽,腰酸背疼。

  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种象征,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航空港宽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来世界。我在其中闲逛、读书、写作、瞌睡,用手机打电话,毫无顾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样,未曾相识也永远不会再相见。我们被虹吸进巨大的金属容器,射向空中,体验超重或失重的瞬间。

  从长安街那边出发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间,到底有多远?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代人违背了古训,云游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看大地多么辽阔,上路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14


   

科学史上的“科技滞后现象”
陈仁政

  两个“奇”的故事——技术滞后,发明梦断

  意大利艺术家和科学家达·芬奇被誉为“万能的人”、“历史上最全面的天才”。

  达·芬奇为什么会有这些美誉呢?在1796年即他死后200多年,有人精心地整理了他留下的7000多页笔记,大为惊异地发现记载着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的重大技术发明:梯式船闸、潜水艇、飞机。

  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达·芬奇的任何重大发明——惟有他作为艺术家标志的“蒙娜丽莎”,在向我们“神秘地微笑”。

  那么,这位“图纸上的天才”,为什么“壮志未酬身先死”呢?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是他的设计不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比如飞机——当时没有效率高(动力强大而重量轻)的发动机和适合飞机的优质(强度高而轻)材料。

  由此可见,达·芬奇“栽”在了技术滞后面前。

  “自动计算机梦”,困扰着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巴贝奇的后半辈子——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为了解决冗长计算的问题,他倾其所有——开始10年还有英国政府的鼎力资助。但遗憾的是,直到撒手人寰,他却依然不见“自动计算机”的影子。

  是巴贝奇的思路、构想等不正确吗?不是。恰好相反,他设计的计算机和现代电子计算机的本质原理如出一辙。原来,他用的是“机械”的方法去“圆梦”—— 当时并没有现代的“电子”技术,也没有现代的精密制造技术。在这种技术滞后的情况下,只好让巴贝奇“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达·芬奇和巴贝奇的遗憾,以及多年后来者的成功告诉我们,技术发明依赖着相关技术的进步。只有解决了相关技术之后,技术发明才能瓜熟蒂落。

  从汤姆逊到弗洛里——技术到手,科学突破

  1897年,汤姆逊在研究“阴极射线”时发现了电子。但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有许多科学家研究阴极射线啊,那他们为什么就“瞎了眼”,让电子从眼皮子底下“溜走”呢?

  原来,虽然汤姆逊和其他科学家所用的实验设备类似,但是其他科学家用的阴极射线管的真空度不够高,以致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汤姆逊提高了真空度,揭露了阴极射线的本质就是电子流,从而发现了电子。你看,又是一个技术问题——“败”者止步于技术滞后,“成”者得益于技术“到家”。

  1928年,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相关论文发表在1929年6月的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

  然而,弗莱明却没有办法提纯青霉素,更不用说大量生产——甚至求助于生物化学家也无济于事。

  1938年,在“二战”隆隆的炮声中,牛津大学的弗洛里和德国化学家钱恩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经过几年努力,他俩先后解决青霉素提纯的问题,从而使青霉素成为“二战”中的“神药”,并使用至今。青霉素的发明,开创了抗生素防治疾病的医学新时代。

  那么,弗洛里和钱恩有何高招,解决了青霉素的提纯难题呢?其实,是他俩得益于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分配色层分析法”。

  原来,正值弗洛里和钱恩试图解决提纯青霉素问题的1941年,英国分析化学家马丁和英国生物化学家赛恩其,就发明了分离复杂化学物质的纸层分析法。

  你看,技术的进步又一次解决了重大科学问题——这次是医学创新。

  两个猜想和两个统一——科学制约,成败各别

  一个猜想——歌德巴赫猜想,困扰了数学界200多年。为了摘下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自1742年以后,无数“有识之士”就被歌德巴赫这位德国数学家搅得头昏脑胀。然而,直到今天,还没人如愿以偿。这是什么原因呢?

  纵观证明这个猜想的每一个前进的脚步,都有数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举例来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差点摘下这颗明珠的成果——“1+2”,就是他改进 “大筛法”创立了独特的“转换原理”得到的。现在,证明这个猜想的脚步几乎完全停顿了,其原因就在于更新的理论和方法没能被创造出来。

  另一个猜想——费马猜想(指费马大定理),也困扰了数学界200多年。然而,它却比歌德巴赫猜想“幸运”得多——英国数学家维尔斯在1994年10月14日寄出的证明这个猜想的论文,被长达半年的审查确认。那么,费马猜想的命运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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