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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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指示者”。针对萧氏要去中国游览长城的舆论，作者断言：“他哪里有闲空看那‘了无用处的万里长城，跳跳过去又过来呢！’”（2月14日）不幸的是，萧伯纳在2月25日的确去看了“了无用处的长城”，而且还有一段与他这个“时代指示者”身份颇不符合的言论：“我来是向中国吸取新的指示，并没有什么诏示给予中国。”（2月25日）可以说，此话不但是使陈君葆失望，而且使整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界都感到了失望。这也就是说，1933年的太阳在上海看见的萧伯纳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吹者，而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旅行家或美食家。那么多严肃的中国革命问题都被他用幽默左推右挡化解掉了，从陈君葆的日记来看，这大概是有意为之。
陈君葆在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萧伯纳在香港讲演中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也可以证明萧伯纳本人对来华发表演说的游戏心态。萧伯纳说：“……今天的几句话你们听了，在你们能够统通忘掉最好，便是在此后和一个礼拜当中略将它们咀嚼细味一下往后也要将它忘记掉。这不是趣语，而实有许多回味在里面。”我们不禁要想，萧伯纳的这番话包括不包括要求青年做革命者的言论？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陈君葆恐怕认为是不包括的。只是在事隔七十年之后再来看它，萧伯纳在煽起青年们的热情之后，又来这么一个急刹车，我认为这不是他的幽默，而是此翁的狡黠。我们知道政治学界有一个“萧伯纳公式”，是萧伯纳在1903年提出的论点：杰出的人物是越老越革命。萧伯纳在发了一通革命议论之后，又希望人们忘掉？这恐怕是他的吊诡之处。
我们可以把萧伯纳要求青年在二十岁成为革命者，又让青年忘记的言论，与据说是他的同胞邱吉尔说的一段名言进行一下对比。邱吉尔说，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以前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没有心肝；如果过了三十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在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英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一般都认为激进是青年人的特权，保守则是成年人的责任。萧伯纳老先生原本不在此列，但是他在香港鼓动中国的青年成为革命者，又要他们忘掉的说法，使我们思考这是否是由于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使萧伯纳在中国革命这个复杂问题上变得谨慎起来，使他从早先的立场上后退？
从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萧伯纳在上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与他在港希望人们忘记他的激进言论是有一致性的。青年当然是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它的破坏力也必然是巨大的。哈耶克（F．A．Hayek）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理性的自负”会导向“通往奴役之路”。萧伯纳在三十年代有没有同样的认识我们不能肯定，但他在上海的谨言慎行，我认为应该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当萧伯纳说是向中国学习而没有什么昭示给中国之时，他大概是从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他急切的期待中感到了某种不安。这位国际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一路北上走来，让上海的太阳幸运了一回，也让了无用处的长城开了眼，其游戏外表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心态，是自负、惶恐、疑惑、谨慎、还是理性，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但可以感觉到一点，这就是聪明的外国人，哪怕如萧伯纳者，对中国的事情也开不出好药方来，而萧伯纳本人的聪明就在于他适时的闭上了嘴巴。
面对“美丽新世界”
■ 止 庵
按理说伯纳·麦克斯这路角色，根本不应该在《美丽新世界》里出现。因为有如书中所写，那会儿人类是由“中央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根据社会需要制造出来的不同种群，而“所有条件设置的最终目的都是：让人们喜欢已经注定的社会命运”，没有谁会另有想法。可是百密一疏，也许伯纳的胚胎在培育过程中所吃的“代血剂里放进了过多酒精”，所以才会与众不同，说出“可是，你从没考虑过以另外一种方式自由地选择幸福吗，丽英娜？比如，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而不以其他任何人的方式？”之类离经叛道的话。
《美丽新世界》向被列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本小说中，也有此类异己分子。相比之下，伯纳对于既有秩序的质疑反抗，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浅尝辄止。《我们》里，I－330试图发动一场革命，“我”即D－503也被卷入其中；《一九八四》里，温斯顿和茱莉娅都是地地道道的叛逆。伯纳不过发点牢骚罢了。何况当发觉行将为此付出代价，他就不失时机地从“保留地”带回多年前走失的琳妲及其与“野蛮人”生育——“美丽新世界”已不采取这一方式繁衍人类——的儿子约翰，从而保住自家地位，甚至一度成了红人。此后遂改由“野蛮人”约翰去质疑反抗既有秩序了；但身为外来者，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有限。
作为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不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另外两本好看。“三部曲”同属幻想小说，都是传统写法；以此而论，《美丽新世界》写得好像比《一九八四》差些，比《我们》就差得更多。不妨归结为人物苍白无力，情节不够曲折。或者要说，赫胥黎的艺术手段不像写《我们》的扎米亚京和写《一九八四》的奥威尔那般高明；然而在我看来却别有原因，一言以蔽之：“合该如此”。《美丽新世界》的特殊价值，恰恰与此不无关系。
《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1946年再版时，作者增添一篇序言，其中有云：“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为手段的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经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须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三年后《一九八四》面世，赫胥黎在给奥威尔——后者曾经是他在伊顿公学的学生——的信中重申此意，指出《一九八四》所写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而已，“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意义。
《我们》里的“大恩主”曾经宣布：“假如他们不懂得我们将带给他们数学般准确无误的幸福，那么我们的义务便是迫使他们幸福。”《一九八四》所揭示的，也是同一问题。但这在《美丽新世界》里早已得到解决，因为大家几乎一致把这种“幸福”天经地义般地接受下来。就像书中总统对约翰说的那样：“你看，现在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应有尽有，若是得不到的他们也绝不强求。他们是富裕、安全的，而且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每天快活似神仙，不知道激情和衰老为何物；也不存在着父母的问题让他们担忧；更没有妻室儿女和情人所带来的激情；他们都按固定的条件设置从一而终。即使出了事也可用唆麻来麻痹自己——就是那些你认为它夺走了自由，而扔到窗外去的东西。”牵涉《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物命运，构成小说内在冲突的内容，在《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机会发生；除了“美丽新世界”本身，赫胥黎其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位总统还说：“跟受苦受难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来，现实中的幸福就显得平庸了许多。而且，在人们心里，稳定不如动乱热闹；心想事成也不如曲折离奇来得动人，更不如抵抗诱惑，或是为了抗拒激情和怀疑来得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会显得伟大。”已经预先道着我们读《美丽新世界》与《我们》《一九八四》的不同感受了。
然而《美丽新世界》自具魅力同时也是惊心动魄之处，恰恰在于作者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无所谓其中发生什么异常之事。“反乌托邦三部曲”皆为忧世之作，赫胥黎是从不同于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他看来，甚至是超越了奥威尔去考虑问题。《我们》饱满；《一九八四》激越；《美丽新世界》乍看两样儿都不占，但或许更深刻，至少作者想得更远。我读《一九八四》，的确觉得奥布兰引温斯顿和茱莉娅人其彀中，然后加以折磨，未免浪费时间精力，甚至可能构成对于体制的一种内耗。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正是奥布兰以及凌驾其上的“老大哥”乃至整个体制的乐趣所在。就像赫胥黎说的，“《一九八四》中占少数的统治者信奉的是一种虐待狂的哲学”。奥威尔所写毕竟还是人间之事。我曾称其为“终极之书”；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它所展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景象。赫胥黎描写的则是“美丽新世界”。
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那些叛逆者、反抗者，虽然势单力薄，最终难逃一死，但仍然构成小说的主体；《美丽新世界》中，无论伯纳，还是约翰，都不具备这种意义，因为他们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美丽新世界》中的总统也没有《我们》中“大恩主”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那种力量——用句现成的话：缺乏他们那样的“主观能动性”。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同样无所作为。在这里，体制而不是人性——即便是人性之恶——决定一切。赫胥黎所强调的“提高效率”，正是体制而不是人性的要求。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所述仍为善恶之争；赫胥黎笔下善恶俱已泯灭，人性被彻底抹杀。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美丽新世界》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其实“人”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一九八四》里无论温斯顿、茱莉娅，还是奥布兰，甚至“老大哥”，都还是人；《我们》里的人物只叫号码，没有名字，但也是人；《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一个彻底的非人世界。
赫胥黎说：“《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的影响。”科学进步也是《我们》和《一九八四》的重要内容，但到底还是实施极权主义的工具，也就是说，它服务于某种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在《美丽新世界》里，科学进步与极权主义已经融为一体，所要求的“提高效率”，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思路，“提高效率”终将成为大家的一致愿望，而不单单是统治者的“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丧失更多。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都受到《我们》的启发，彼此却不能相互替代。虽然有如赫胥黎所说，“美丽新世界”位于“一九八四”之后，但是它或许距离我们更近。世间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一九八四”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小说中，当约翰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总统回答：“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在“舒服”与“受苦受难”之间，人们很容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美丽新世界》写的是非人世界，它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来来的一种期待。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
■ 陈平原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此后，“文学史”作为一种必修课程、一种著述体例以及一种知识体系，便在中国学界落地生根了。此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传习“文学”的方式，甚至影响到日后的文学革新进程。
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此文初刊《学人》第14辑，后收入《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新式学堂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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