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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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阁的传记材料既少且散，她本人生前又一直谢绝为她作传，要充分记述赵清阁绵长而丰富的一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纵然张彦林君力求完整再现传主形象，然而对于赵清阁生平中有的重要时段和有的未必次要的侧面，传记里显然留着空缺。这么说无意批评传记作者，相反，正是想说明空缺里可见出张先生严谨诚实的写作态度。就张彦林君所占据的传记材料而言，并非没有可供捕风捉影的线索，如赵清阁与老舍之相处，若到媚俗的传记作者笔下，大可浓墨重彩，渲染得如临其境。但张君有一是一，宁缺不虚。如此审慎负责的态度，倒与他勇闯禁区的精神是个强烈对照。相比当下不实成风的传记写作状况，张君的态度愈发可贵。这样的传记，既于读者了解传主有助，也可供学者参考，放心地引用，不失一定的学术价值。从这一点着眼，传记写民国时期的前半部较以后晚年的部分更具学术性。
这本传记尚有待精益求精。下面的看法与张彦林君讨论。
赵清阁是位交游很广泛但又复杂的作家，只有写出这个广泛、复杂来，才可能全面准确显示她多姿多彩的人生。张彦林君似乎着重了广泛而忽略了复杂，所记赵清阁往来的友人，仅陆小曼是“落后”人物，余如邓颖超、阳翰笙、茅盾、郭沫若、冰心、风子、齐白石、傅抱石，几乎都是共产党人或左倾的进步的人士。或许缺少资料，或许不无顾虑，张君明显回避了赵清阁与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友情。赵与张皆习美术，且都写剧本，一度过从不浅。赵清阁早年出版的《妇女职业指导》即由张道藩题签封面。出于同样的原因吧，传记详尽记述了赵清阁具左倾背景的文学业绩，却只字未提她与《文艺先锋》杂志、《申报》“春秋”副刊相关的创作活动。这个杂志和报纸都是国民党主办的。赵清阁这方面的关系于她人生道路并非无关紧要，建国后成为政治阴影若即若离地跟随她多年。记得1957年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作家、演员，当地拟定的名单没有赵清阁，连周恩来都对此觉得意外。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解放日报》曾公布一大批受表彰的文艺家，名单里仍然没有赵清阁。“文革”时她受到的牵累更不必说了。
赵景深曾在《文坛忆旧》里这么说到赵清阁，“她的性格带有北方的豪爽，但并不显露，兼又揉和了南方的温馨。”张彦林君大体写出了赵清阁这一性格。然而，如同赵清阁的交游广泛、复杂一样，她的精神世界也是丰富、激荡的。正如张君在传记“引子”写的最后一句：“……她也是带着这种烦忧和遗恨走完了自己美丽而寂寞的一生。”然而，我们读此传记没能感受到她多少寂寞、烦忧，也没读到她把什么样的遗恨留在这个世界，虽然这遗恨不难想象。赵清阁有过爱情机遇，何以最终持独身主义？她正直无畏，十多岁以“共党嫌疑”入狱，以后身边也不乏地下党员，何以建国前没有成为共产党人？作家本人自有内心答案，可惜传记未予探索，否则传主的形象将更加清晰、神形兼备。当然这要求作者必须摆脱材料罗列而作综合分析，这是一个研究过程。张君好像心有余力不足，来日逐渐遂此心愿吧。
（《锦心秀女赵清阁》，张彦林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29．00元）
文心史笔 古锦新裁
■ 刘梦芙
“演义”作为长篇章回小说的一种，极受大众欢迎，钱念孙先生独辟蹊径，用“演义”形式撰写《中国文学史演义》，化艰深为平易，变抽象为形象，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难度；同时开拓写作空间，打破了历来文学史凝固的范式，为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写法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实例。《中国文学史演义》的“引言”云：“‘演义’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写作体裁，它由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一般多用来写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以及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等。演义的写法比较自由，可以叙述故事，描绘人物，又可以援引例证，插话评论。这一特点，正符合生动活泼地写作文学史的要求，即不仅介绍中国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而且勾勒出一位位大作家的人生风貌；不仅赏析那脍炙人口的名篇杰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佳话趣闻”。确实如此。
从内容上看，全书从远古神话开篇，经《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说古典文学数千年之源流衍变，对历代杰出作家、经典作品和重大文学活动都予以论介，线索清晰，详略得宜，这当然是一般文学史都能达到的标准。但由于本书体裁新颖，写法上自有其鲜明的特色：
首先，书中注重展示文学史上一系列伟大作家的创作历程和才情风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的笔法，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创造性作用，以浓墨重彩勾勒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神貌各异的文学家形象，弥补了一般史书纯用抽象思维以阐析文学现象之不足，使本书真正成为一部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史，这是最大的成功之处。
我国历史上有诸多追求光明理想，但遭逢坎坷的文学家，钱先生写出了他们博大的胸襟、超凡的胆识、卓荦的才华、峥嵘的风骨。对文学家们生活中的种种风流佳话、轶事趣闻，钱先生也多方采用，既从大处落笔，又从小处着墨，使人物形象更为真切动人。《三国演义》的内容，人称“七实三虚”，钱先生在写法上有所借鉴，却绝非向壁虚构。“本书虽名为演义，所叙故事和佳话，尽管在细节、环境、气氛、对话上，有一定程度的点染和补充，却都是以史料为根据的。这些史料，有的见于正史、类书、诗文集，有的见于诗话、词话、野史、杂记，均有案可稽”。“我希望本书在注意演义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又把握住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不失为一部信史”（《台湾版本后记》）。其实这样的写法，除《史记》《三国志》等古代支书外，近现代大量的历史人物评传更是踵事增华，陈寅恪先生煌煌百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乃典范之一。《柳如是别传》中“有案可稽”的琐闻逸事随处可见，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立意在于表彰女主人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当今学术界的影响至为深广。钱先生用“演义”笔法刻画众多文学家，网罗轶事，渲染细节，与《柳如是别传》中大段大段的诗史互证、演绎推理有所不同，而生动性趣味性则过之，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杰出作家的才情风貌，发挥学者善于运用史料的专长，极见功力。
其次，《演义》在写人的同时，并未忽视对其作品的评鉴。书中既从总体上把握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色，又选取其代表性的篇什加以赏析。所采撷者一般都是流传广远的佳作，或是全章，或为片段，对难度较大的诗词、古文，都阐释其创作背景和本事、典故，指明作意，欣赏警句，引导读者步入高妙深微的艺术境界。钱先生极注意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善于开掘作品的闪光点，深入浅出，抉其精华，传其神韵；又不时穿插与作家写作相关的趣闻佳话，娓娓而谈，清畅活泼，毫无学院派文章的拘谨板重。不论是评说作家还是鉴赏作品，钱先生都参考了大量文献，既引用古人精当的议论，又采纳近现代学者诸如王国维、夏承焘、唐圭璋、缪钺、钱锤书、钱仲联、叶嘉莹等人的学术观点，广取百家英华，足见视野之宏阔、用力之勤奋。故本书在理论方面亦通贯古今，植根深固而具有时代的新色彩。
再次，图文并茂亦是本书的特色。钱先生自幼热爱绘画，受过美术方面严格的专业训练。有此长技，以作者对文意的深切把握，亲笔为《演义》精心绘制了八十多幅插图。图中以传统线描方式塑造文学家们的形象，线条简洁明快，传神写影，栩栩如生，与文中的描写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浓郁的诗情，葱茏的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人文学者的重要责任，便是阐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弓J导大众不断提高欣赏文学艺术的品位。《中国文学史演义》通俗而典雅，堪称深入浅出，提升大众文艺修养的佳作。余英时先生曾论及人类学上“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大传统必须从各地小传统中吸取养料，这是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的真理”。“另一方面，中国古人也自觉地要把大传统贯注到民间，以改造小传统，这便是历史上所常提到的礼乐教化与移风易俗”（《文史传统与文化建设》，）。这里的“大传统”指高层文化、精英文化，“小传统”指民间文化、俗文化。学术界不少大师级学者都意识到传播精英文化之重要性，例如钱锺书编写《宋诗选注》，钱仲联编写《宋诗三百首》《清诗三百首》《清词三百首》《近代诗三百首》，注释详明，评鉴精到，内容晓畅易懂，又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准，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中国文学史演义》出版十年，经过时间考验和广大读者检验，被识者誉为“文史经典”，可说是一座沟通传统与现代、高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钱先生作为人文学者的建设之功，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文学史演义》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首版印行，至1996年第三次印刷后，在大陆已断版多年。但该书被海峡对岸的台湾正中书局购得版权，陆续推出中文繁体字的一卷本、三卷本、豪华本，几年之内竟然重印三十多次，畅销到日本、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地，乃至纽约、华盛顿、伦敦各大图书公司。美国俄勒冈大学哲学、宗教学教授卢找律致函钱先生，说读此书颇受中国文学的熏陶，而更多的收获是领略了大作家的心灵智慧和气度风采。更令人惊讶的是，此书经台湾多位专家学者反复审核评比，在多种文史专著中脱颖而出，被选为台湾高中的国文课补充教材，学校为此书制订了课程安排、试卷和测验时间分配表，连续在三个学期内开课讲授，正正规规地考试。这一举措的主要的原因是本书体裁新颖，注重写文学家的精神风采，阐释作品化艰深为生动浅易，用于教学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学生不必花费过多的心力，就能掌握丰富而系统的古典文学知识。由此可见台湾教育界不拘一格、注重质量的务实作风，对大陆的人文教育不无启迪。而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已引起海内出版界的注意，几家名牌出版社皆与钱先生协商，争相再版其修订版。结果安徽教育出版社“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版权，于2004年5月同时推出32开普通版本和16开珍藏版本，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名著《国史大纲》中关于民族文化的精辟论述：“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悻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国史大纲》著于抗战期间，在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关头，钱穆先生发出悲怆的呼号，护持传统，至今读之仍撼人心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屡经浩劫，知识人士创痛尤深，而精魂不死，火种犹存，实有赖于文化底蕴之深厚。今日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当然不是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时代，但如何继承传统、融化新知，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华夏文明勿丧真元，生生不息，是知识界无数次辩论却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或主“文化守成”、或倡“全盘西化”、或言“中西互补”，纷争未已。钱念孙先生是学养广博，视野宏通的学者，所著《文学横向发展论》《朱光潜与中西文化》《重建文学空间》皆着重论述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的关系，极具前瞻性、战略性眼光；同时又写出《中国文学史演义》《中国诗歌》等著作，表彰民族文化，可见立足终在乡邦，自有其矗立中流之品格。陈寅恪先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也是我读钱先生著作最深切的感受。儒道两家之宇宙人生哲学，为吾民族思想、学术之主要根源，历史上已形成博大兼容的体系，今日仍在更新发展之中，并未因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而萎靡不振。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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