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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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委书记、珠海市市长任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路线，坚韧不拔地艰难拓荒。
两位书记的冲突
吴健民记得，1978年国庆节后不久，省委书记习仲勋约他长谈：“省委现在着手筹建深圳和珠海两市的领导班子，有人推荐你当珠海市委书记，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接着，习仲勋问起他以往的许多工作情况。当听到吴健民1962年曾经搞成过一个中南地区农业商品经济基地的建设规划时，习仲勋兴奋得站起来说：“那时候，这是很新鲜的观点。现在我们要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你的思想观点对头。看来要你去珠海主持这个边境城市的工作是不成问题了！”吴健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让我去开拓，我不会拒绝，就怕任务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说：“当然，建成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你会努力的，省委也一定支持你。”
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件事情吴健民至今铭记：在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批评珠海市委“有许多事情，没有请示省委就干了。”感到压力和委屈的吴健民据理力争，请书记“批评一定要弄清实情”。但已接到不少对珠海市委“指控”的习仲勋仍在火头上，他站起身说：“你这样讲，就谈不下去了。”会后，吴健民想：办特区的艰难不仅要承受冷枪暗箭，还要承受明枪明炮。
没过几天，吴健民接到习仲勋的电话：“那天对你的批评太生硬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这个人有时讲话过头了，请不要介意……”两个多月后，习仲勋打电话给吴健民，谈完了工作，就那天会议上对他和珠海市委的批评再次表示歉意，并说：“工作上如有困难，可以找我。”
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光明磊落、民主平等地对待干部，这对于开放民意、启动民智何等重要！习仲勋常说“我们千万不要看领导脸色办事”的言传身教，成为吴健民严于律己、体察下情的楷模。
叶剑英：感恩先烈，立法护航
1980年清明时节，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帅来到珠海。吴健民回忆说：多年不见，年已83岁的叶帅脸上多了些寿斑，头发显得稀疏了。但老帅要求先听汇报再用午餐。谈到边境贸易时，叶帅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接着，叶帅问他：养蚝的生产怎样？渔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香洲港还能利用吗？引进项目已投产的有多少？市的警备区设在哪里……都是关乎百姓生活、城市发展的事情。吴健民把实情一一向叶帅禀告，并直言“中央的政策如果同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突变。”。
叶帅视察行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大革命时期掩埋着粤军“香洲兵变”的烈士墓园。老人特地让随行的儿子手书挽联，献上花圈。之后，叶帅细读碑记，细看每个烈士墓碑。他说：“这片土地上牺牲了不少烈士。过去这里尽是荒山，现在辟为烈士墓园，满园有绿……很好，很好。谢谢你。”说完，伸出双手紧紧握着吴健民的双手。吴健民领悟到：今日要树起中国经济特区的旗帜，仍要用“前赴后继、杀出血路”的精神和意志，搞好特区建设，让“远者来，近者悦”。
闻讯而来的六七千香洲百姓围在墓园前面。叶帅殷殷招手，向大家致意。临别时，叶帅再次握着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那么多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兴办经济特区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先行一步的广东，开局困难重重。熟知广东情况的叶帅对此了如指掌。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吴健民都真切感受到了叶帅的用心：他此刻来到“前沿阵地”，倾注着对民族命运、国计民生的高度关切，凝聚着他润物无声的强有力支持。
此行的4个月后，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当时，有人说，全国人大只应讨论全国的法律，不讨论地方法例。叶帅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用广东的名义办全国的特区，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样全世界都承认，否则以后杀头都不知怎么被杀的”，为办好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邓小平：珠海经济特区好
1984年初，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五年的实践，但怀疑、反对的意见仍然不少，舆论尤对广东不利。这年的1月26日，主持接待工作的吴健民到深圳迎接邓小平一行。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指定吴健民一人上了面包车，坐在小平同志身边。
一路上，吴健民向小平同志汇报特区创办过程、目前的发展与面临的困难。当汽车开到拱北关闸口，小平同志看到澳门那边楼房破旧萧条，拱北这边却是新修建的海关大楼和整洁的关闸广场，顿时兴奋起来，脸上堆满笑容；汽车转上迎宾大道，40米宽的新马路实在舒畅，老人朗声说：“你们做得对！”
车到九洲港，小平同志下车巡看这个自筹资金二千多万元、仅年余时间建成的现代化港口，老人开怀欢笑。接着，又看了直升机机场和工业区，进到毛纺厂、电子厂参观。汽车行进中，老人不时纵目看珠海的城市建设、园林布局，时轻时重地点头说“好”。在老人身边介绍情况的吴健民，体会到小平同志是要全面检验特区发展的质量，用第一手材料说话。
午餐席间，吴健民布置宾馆经理请小平同志题字。小平同志把目光转向吴健民，带笑问：“你看写什么？”说着，健步走向摆好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挥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字。全场掌声热烈。吴健民问老人：“喝点茅台？”小平答：“可以！”
吴健民说：“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很多，费多大劲才能前进一步。小平同志检视完深圳、珠海的建设成就之后，豁然开朗，才由衷写下这富于远见的七个字。他到南方视察，肯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思路，他的嘉许和鞭策，极大鼓舞了士气，使在一线拼搏的开拓者如释重负，顶住压力奋勇前进。” 对于吴健民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心血，他们的胆魄和风范，是他难以忘怀，学之不尽的。
要科学地放开自己的手脚
1978年，吴健民受命到珠海之时，那里还是“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座工厂，一家饭店，马路上人车鸡牛混合走”的小地方。
基于科学历史观的认识，吴健民了解到珠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对外开放传统，这里曾孕育了容闳、苏曼殊、唐绍仪、容国团等等风云人物；珠海的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海岛过百、海岸线长、资源丰富；这里地属亚热带，很多经济作物、观赏植物生长繁茂……是片人杰地灵的宝地，也是一张可以好好地构思、画出美丽画卷的白纸，绝不能野蛮开发。
遵循科学实践观的原则，吴健民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首先组建各机构的领导核心。当时全国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吴健民冒着政治风险，大力引进各方人才。原市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珠海市委灯火通明的三个办公室是书记室、机要室和组织部；第二件大事是确立建市方针，制定总体规划。除了组成以广东省建筑设计院为主要力量的珠海规划室外，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论证，反复考量后，定下把珠海“建成一个海滨花园城市”的总方向。诸如市政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环境保护、工业建设、农林牧渔等方面，都审慎地做出了规划。
拓荒难，改变落后观念更难，要排除极左思想干扰尤其难。当时，本地和外来人员偷渡到澳门，一律都按政治问题处理。吴健民意识到：只要搞好经济，改善生活，偷渡难题就会迎刃而解。经报省委批准立即恢复了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农民所生产的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直接凭证件运往澳门、香港销售。以珠海湾仔的农户为例，在恢复小额贸易后的8个月内，仅鲜花一项，就收入52。3万港元：从中拿出部分买酒糟回家养猪。当年，澳门每年有两万桶酒糟出售，25斤一桶卖4毛钱；2。5公斤大虾在澳门可换得180公斤柴油……政策对头，激活了经济。珠海的面貌出现了大转机，偷渡出去的人成批地回来了。边境不稳定问题获得解决，珠海与澳门的合作进入良性循环新阶段。
当时，澳门的垃圾长期威胁着珠海，到七十年代末，成山的垃圾已超过80万吨，时刻喷放恶臭、孳生疫病、毒害土壤、附近海域鱼虾绝迹，直接影响着当地人民和驻军的生命安全。吴健民看了格外痛心！但当时珠海有部门却把这视为生财之道，每天派船运回垃圾做些买卖，年收入约100万。为这事，珠海市委层层商议、民主讨论，才扭转了死抱“小饭碗”的抵触，结束了澳门垃圾污染的历史。
当年，市委还决定不搞政治城徽，而是结合风土人情，建一座美丽的“珠海渔女”石雕。有些干部听说这要花20万元，极力反对。1984年，北京举办“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珠海渔女”被放在首位，《人民日报》还作了报道。至今游客络绎不绝地留影，雄辩说明了艺术的魅力和市委决策的正确。 其他“主干道是40米宽还是20米宽”、“建滨海城市阻碍了‘三来一补”’、“错过了原始积累”等争论，都越辩越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吴健民把这称为“渔村的艰难起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作为开拓者，吴健民深有感触。他回忆道：当年胡耀邦提出，“看准了的东西就主动去干。具体地说，中央没有想到的可以想，中央没有限制的可以干，中央规定得不对的可以争。”党中央这种开放的态度，创造了特区建设生动活泼，大见成效的局面。他认为：今天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
2007年，科技发达、商贸活跃、环境优美的珠海被选为“全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每天早晨或黄昏，人们在当年建设的情侣路漫步，享受着花园城市的清新空气……吴健民欣慰地说：“我是属鸡的，但却是牛的命，经常当开荒牛。当然，我是甘心情愿的。哪怕拖着耕具倒下，埋在耕耘的这块热土上，也是个心安理得的归宿。这也是我入党宣誓时就许了愿的。”
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彭 迪 钱 行
普世价值问题在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这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划清一些影响国家甚至人类前途的是非和善恶问题的界线。但某些人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盘否定有普世价值观，尤其反对用普世价值观来启发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普世价值观是不是西方的专利品，它有什么利弊，下面再谈。但全盘反对普世价值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正义、法治等公德，实质上就是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它同中国宪法中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权利的规定也是违背的。
回头想想新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观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中国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重要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以缺乏人性的专政压制民主，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和价值观宣布普世价值观是反动思想，禁止在中国通行。这种闭关锁国一意孤行的偏见到文革时达到顶峰，使国家的政局和经济濒临崩溃，给人民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
再抬头看看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战开始，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推翻了维护个人崇拜的“两个凡是”的专制独裁。紧接着以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大得人心。随后又按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果断地实行了给人民以广泛的发展经济的自由空间，释放了人民的巨大潜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胡锦涛强调的以民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请问：各国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同我国广大人民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而要对它大张旗鼓加以讨伐？当世界各国热爱普世价值观的千千万万的人听到中国某些权贵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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