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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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率多从朱子语触发引申；非能从史籍自有超卓潜深之研究，此乃考据学者一通病。乾嘉以下清儒治经，自标以为汉儒之经学，然于古经籍及大义乃及汉儒通经致用之精神，渺不相涉，既已漫失其纲宗，徒于散末处枝节分别，以考以辨，用力甚勤，而所得实觳。”依钱先生之意，白田治朱子学，虽所得甚丰，然“自有一限量”（第202页）。读书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钱穆先生这段文字正是出乎其外的断语。我们常为大家著述中高明的断语所折服，其实此类精简的语句背后有大量的证据、史实和推导过程作为基础，而这些又不是一本书所能提供的，而是在“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中得出的。
考据学地位的变化
以上引评说王白田的一段文字中，可看出钱穆先生对乾嘉考据之学的评价并不高。钱先生擅长考据，《先秦诸子系年》即其代表作，此书也确立了他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然观其一生著述，以考据见长的著作比重较小，他的理想似是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更看重的是通人之学，而不是专家。
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
〔梁〕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国维〕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分别见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2页、250页）
这两段文字足以表现钱穆先生治学的旨趣，考据之学只是治学的一种方法，倘若用力于此，亦须高远的眼光。在《论丛八》中有一文论说朱次琦（稚圭）之学，以为朱氏将学问分为经、史、掌故、性理、辞章，而独不及考据乃宏达之见，“乾嘉诸儒意欲以汉学摈宋学，遂言考据。考据乃治学中所有事，岂能自成为学？”（第 316页）此文未标明写作发表年代，不知是钱先生早年文字还是晚年文字，但他对考据学的评量自三十年代以后是一贯的，以下将其三种清代学术史研究文献中重点讨论的学人依次列出，因为收录在《论丛八》中的《清儒学案序》有重要价值，亦别裁列出，以略见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的选材、章节设计的变化。
《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成于1928年
黄梨洲、陈乾初、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王船山、颜习斋、李恕谷、万季野、顾亭林、阎若璩、胡渭、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凌廷堪、焦循、阮元、章学诚、方植之、庄存与、刘逢禄、魏源、康有为、黄以周、俞樾、孙诒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按章目次序），成于1937年
黄梨洲（附陈乾初、潘用微、吕晚村）、王船山、顾亭林（附马辅）、颜习斋李恕谷、阎潜邱毛西河（附姚立方、冯山公、程绵庄、胡东樵、顾宛溪）、李穆堂 （附万孺庐、王白田、朱止泉、全谢山、蔡元凤）、戴东原（江慎修、惠栋、程易田）、章实斋（袁简斋、汪容甫）、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附许周生、方植之）、龚定庵（附庄方耕、庄葆琛、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戴子高、沈子敦、潘四农）、曾涤生（附罗罗山）、陈兰甫（附朱鼎甫）、康长素（附朱子襄、廖季平、谭复生）
《清儒学案》所列六十四学案（学案二字略），成于1942年
孙夏峰、黄梨洲、张杨园、陆桴亭、顾亭林、王船山、胡承诺、谢文游、李二曲、颜习斋、陈乾初、张尔岐、应揭谦、费密、汤斌、陆稼书、毛西河、李恕谷、唐甄、刘继庄、彭定求、邵廷采、劳史、张伯行、杨名时、朱泽坛、李穆堂、汪绂、陈弘谋、雷鋐、张秉直、韩念周、全谢山、戴东原、程瑶田、汪缙、彭绍升、章实斋、恽敬、凌廷堪、焦循、阮元、姚学塽、潘咨、唐鉴、潘德舆、黄式三、夏炘、方垌、吴廷栋、李棠阶、魏源、鲁一同、罗罗山、朱次琦、陈兰甫、曾涤生、郭嵩焘、刘蓉、刘融斋、黄以周、张之洞、刘光荚、郑杲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朱舜水、陆桴亭、顾亭林、王船山、顾祖禹、陆稼书、吕晚村、阎若璩、姚际恒、王白田、戴东原、姜白岩、钱大昕、段玉裁、章学诚、崔东壁、魏源、罗罗山、朱次琦、康有为、章太炎
《国学概论》以“清代考证学”标目，只是示有清一代学术之所胜，故在该名目下容纳了不少理学人物，这一批人物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列人物近似，钱先生在论说考据学的兴起时，将其原因归结于文字狱，于当时流行之论点无多大分别。简言之，钱先生此时对清代学术史的看法似在梁启超的范围之内。而至《学术史》，情形有较大变异，最明显的是几位朴学的代表人物如段玉裁、王氏父子、俞樾、孙诒让已无一席之地，而朴学系列之外的学人数量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在人物变动之后，还有重要观念的转变或提出。在此书第四章中，钱穆先生对顾亭林的“经学即理学”说之来源予以梳理，以为此说非亭林首创，钱谦益已有相近论点在前，而在钱氏之前，归有光已有决破南宋以下理学藩篱之说，其“讲道”“讲经”之论为钱氏所袭，此亦即亭林经学理学之辨，故亭林之说，“终亦不能远异于其乡先生之诸论耳。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畏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第154页）此论显然是针对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这表明钱先生的已有自己的论点；另外，他指出清初考古博雅之风，乃是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起。总之，亭林用“以开后世之涂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第156页）如此解说，重在强调明清学术发展的连续性。
“每转益进”说的确定
至《〈清儒学案〉序》，人物变动更大，就其中所列人物而言，它几乎是“有清三百年理学大纲”（第362页）。“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这就从整体上消解了考据学的中心地位。
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略）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可掩，一时学人终亦不忍舍置而不道。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略）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第357～359页）
乾嘉学术之所得，不过为宋明理学拾遗补阙而已。“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理学之统系并未断绝，至乾嘉之际又得新生，以上即钱穆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每转益进”说。至此，关于宋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筋脉打通；而在重要细节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尚须清理，以求整体轮廓和充实轮廓的材料协调一致。这些问题围绕顾炎武、段玉裁和钱大昕展开。
在《论丛八》中收有发表于1973年的《顾亭林学述》一文，此文“专拈其于理学中尊朱斥王之一节”，以证亭林确尊朱子，而《日知录》“实为后人治朱学者开辟新疆宇，贯输新血脉”；（第74页）“亭林尊朱贬王，故其言义理，必折衷《孟子》于《论语》，使持心学者无所措其辞，而经学理学亦未见相歧，此实学术思想上一大关键。”（第71页）《读段懋堂〈经韵楼〉集》不明写作发表年代，此文以考证见长，“会合而观，则懋堂之学术途径与其思想向背，自始以来，显不以经学理学相对抗意。而其同门如王石臞，至好刘端临，亦皆绝不作此想，此可见当时之学风。”（第 266页）
在朴学谱系中最难疏通的人物或许是钱大昕。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钱大昕在《国学概论》《学术史》《清儒学案序》中皆未明确标出其名字，这不会是无意的遗漏。嘉定“九钱”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同一般，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多有表彰文字，后来张舜徽先生撰《清儒学记》亦专列“钱大昕学记”。钱穆先生在《清儒学案序》“实斋学案”中有一段文字称其一门学之盛，照映当时，“然竹汀持论大体，颇亦鄙薄宋儒，不能出东原之范围。”（第373页）以此推之，钱穆先生编学案、写学术史似重在学人所持之论，即重思想而轻学术，此点与梁启超取径不同。然钱大昕终不可绕过，故《论丛八》中有长文《钱竹汀学述》（发表于1971年）解决其论学倾向问题，以为竹汀为学主于持论执中，实事求是，未尝以汉学自居，又因《十驾斋养新录·余录》中录朱子《与陈同甫书》一段文字，推想钱大昕晚年“对当时学术异同上之情怀”；晚年论学文字有似亭林者，而《十驾斋养新录》从博学多闻方面亦效仿《日知录》，诸如此类，其意在找出他与戴震的隔阂或不同，进而证示戴震乃孤军。然钱先生的这一梳理，感觉上并不是让人十分信服。不过这点不足，倒并不影响“每转益进”说的价值。丘为君曾撰文《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以为二十世纪关于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有三个最具影响的学说，即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先生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余氏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之下，是在钱穆学说既有的基础上前进的，余氏从宋明儒学本身内部的义理结构与历史的发展，来找出宋明的理学走向明末清初的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就理论的本质而言，是与钱穆以‘继承——发展’为精神的‘转进说’相契合的。”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此说也确有其价值；不过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钱穆先生的“每转益进说”及其弟子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
简评王广西
中国佛学是随着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产生的一种中国化了的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融合，不断发展，最后形成启己特有的面目。在中国，佛学主要不是一种宗教哲学，而是一种与信仰无关的知识体系。它是对中国既有的儒家和老庄思想的一种补充，在笃信圣门之道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眼中，佛学亦等同于诸子，是被研究、被享受的一种训练智力的知识体系，并不具有引渡人向彼岸世界的功用。因此，佛教在中国是一种哲学，却不能说是宗教哲学。钱仲联先生《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曾就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阐释，而以佛教作为切入点则未必妥当。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以诗文为代表的高雅文学，佛学的影响要远多于佛教，后者主要是在弹词、小说一类俗文学方面产生影响。王广西先生以《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为题进行研究，在命题本身是立得住脚的。
本书是在作者1988年10月同题论文（见《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同原论文相比，本书在总体设计方面做了很大改动，扩大了论述面，加强了历史的连贯感，同时也充实了不少新的史料，特别是有关寺院、诗僧、女诗人的史料，并涉及到佛学与五四时期新诗的关系。与一般近代文学断自 1840年迄于五四时期不同，该书的论述上限推至1800年左右。按严迪昌先生《近代词钞》一著，于选词上限，推至道光十一年（1831），不过严先生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言之有据。然而王广西先生专却未就此特立独行的时限划分作出解释。近代文学断自1840年，是受范文澜对近代史开端的影响，以此近代文学的主流便不能不是反侵略文学。实则史学界对于范说本就存在不同意见，近代文学的实际情况也要复杂得多，远不是反侵略、爱国主义所能涵盖。个人看法近代文学之极为显著之特征有二，一为个人之觉醒，二为西学之传入。个人觉醒，其最著者一为黄仲则，一为龚自珍，西学之输入对文学的影响则要滞后得多。故我以为，当以乾隆朝黄仲则的主要活动时期为近代文学的开端。一个可能的分限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时乾隆金川奏功，仲则应考中二等。他日有暇，当专门撰文阐发斯说，这里只是想说明，王广西先生以1800年为上限，却不说明理由，这一点是不合乎学术规范的。
《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共分四编，分别考察了《近代佛教与近代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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