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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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普通的移民后代和普通的本土法国人，有一点感觉竟然怪诞地一致：被对方忘恩负义地伤害后的委屈。移民后代不断强调自己的祖辈曾经为法国的自由独立浴血奋战，父辈曾经为战后的经济繁荣添砖加瓦，为什么如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自己连一个完整的法国人也算不上？可是本土法国人的委屈也同样真切：花大力气接待了如此之多的移民之后，竟然遭到世界舆论关于“种族主义”的指责！我和一位巴黎政治学院的本土法国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一上来就反问我：如果我们用一百架空中客车，装满非洲移民，连飞机带人白送给你们，你们会愿意要吗？没有移民的国家才没有移民问题。如果没有品尝过和另一种文化的移民同处一隅的感觉，又凭什么指责我们法国人种族主义？我们已经尽力包容他们的文化、宗教，他们为什么不能尽一点努力来适应我们？
　　或许移民世界的死结正在于此：当冲突双方都真诚地执迷、甚至陶醉于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委屈，不肯排除成见去倾听对方的诉说时，这种真诚就异化成了证明自身合理性、压制他人的武器。虽然现在事态已经基本平息下来，但只要双方还各自缩在自己的壳里，真诚地大倒苦水，骚乱的火种便远未熄灭，它还会再等待下一次契机，一振冲天。


宗教与和平
■　何光沪
　　一
　　
　　表面上听起来，一些传统的大宗教，例如佛教和基督教，总是在宣扬和平；表面上看起来，一些地方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东和南亚，又总与宗教有关。这是一个矛盾的，但却不可回避的事实。宗教与和平之间，真正的关联是在哪里？
　　实际上，人类的战争都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例如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民族的等等，至少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多半不是宗教。很多政治学者把战争的原因干脆归结为利益的冲突。
　　当然，利益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明显的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一国或一族之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激化，可能导致国内战争；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激化，可能导致国际战争，这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情况。但是，当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已经使得这个原因越来越站不住脚，甚至正在消失。因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一体，以及法治和民主观念的普及，使得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经济政治利益冲突的解决，采用多方协商达致规则调节的方式，比采用武力威胁以至暴力强加的方式，成本会低得多，效果会好得多。又因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热核武器的出现，使得选择战争不但不能为自己一方赢得某些利益，而且会毁灭双方和多方的一切利益，甚至可能毁灭全人类！
　　一句话，为了单方的、次要的利益而放弃共同的、首要的利益即和平，这已经不是在谋取利益，而只不过是因为陷入观念和情感的误区，陷入愚蠢和狂热的深渊，在毁灭自己和大家的最大利益！
　　现在世界上依然存在许多武装冲突和战争，不是因为有什么利益大于和平，而是因为有大量的人群，尤其是众多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和决策者，尚未意识到上述巨大变化，尚未改变相沿成习的“利益”思路，尚未明白和平利益不但大于其他所有利益，而且是其他所有利益的条件或基础，尚未痛感到发动战争既是最大的愚蠢也是最大的罪恶。
　　总之，现在战争的原因，不在于利益的冲突，而在于观念的错误。
　　
　　二
　　
　　人们可以说，利益还可以包括宗教的利益，这似乎正是一些战争与宗教有关的原因。的确，在许多战争中，“宗教利益”是重要的原因，或者是重要的借口，或者至少是促进者或催化剂。
　　我要说，这类战争与宗教有关的可耻又可悲的事实，也出自于观念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不是现代才有的错误，而是自古就有的错误。这里的意思是：真正的宗教，不应该追求任何此世的“利益”，当它这样追求之时，它就至少是暂时背离了自己的本质，不再是真正的宗教了。然而，宗教是由会犯错误的人来实践的，宗教中人常犯的最大错误在我看来就是：把形式混同于精神，把次终极者混同于终极者，把宗教的种种象征体系（形象、符号、仪式、学说、概念、文字、名相、组织、团体等等）混同于信仰的对象，把前者绝对化并把维护前者当成了自己宗教的最大利益。这就会由所谓宗教的“利益”而产生宗教与战争的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关联。
　　这正是一种宗教的观念错误。而且，它同另一个最直接、最经常、最容易导致战争的观念错误——极端民族主义或国族至上主义一样，也常常紧联着情感误区，也常常紧联着愚蠢和狂热的深渊。更有甚者，我们还常常看到，宗教狂热同民族狂热也是有关联的。
　　
　　三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宗教界的有识之士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人地思考宗教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反思和批判以往的观念错误，发掘和发扬有利于和平的宗教精神，并且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论述，展开了很多积极的活动，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幸福。从印度教—天主教—佛教徒潘尼卡的论述，到神学家—哲学家—活动家孔汉思和斯威德勒的努力，从历次“世界宗教和平大会”，到联合国“宗教领袖千年峰会”，从多年的“全球伦理”和“宗教对话”活动，直到本书的内容所表现的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讲坛，都是如此。（指今年9月在五台山召开的以“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最坚稳的基石——刚坚活佛语”为主题的和平与佛教讲坛。本书即此次讲演的结集。——编者）
　　无独有偶，就在这个活动举行的前后，我看到了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宗座委员会”2004年正式发布的《教会社会教义纲要》一书，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地表达了天主教对当今世界上无数重大而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观点、分析和建议，其中有一章专论“促进和平”。它指出“和平乃是正义和爱的结果”，“和平是这样一种普遍的价值和责任，其基础是合乎理性与道德的社会秩序。”“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也不能被化约为仅仅是维持敌对者之间的力量平衡。正相反，它是建立在对人的正确理解之上，而且要求确立一种以正义和博爱为基础的秩序。”“依靠和平，什么也不会失去；依靠战争，一切都可能失去。”“战争永远是人性的失败”！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观点，值得拥护战争（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战争）的人考虑和深思。
　　在论述即使在防卫行动中也有保护无辜者的责任，在国内冲突中也应该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等等问题之后，这份文献还专门论述了恐怖主义问题。它指出恐怖主义“播撒仇恨和死亡，催生报复和以暴易暴”，“显示出对人的生命的完全蔑视，绝对不能得到辩护，因为人永远是目的，而绝不能作为工具。恐怖主义行动打击人格尊严的核心，是对全人类的侵犯。”但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压制和惩罚行动”，而且需要“在政治和教育层面”付出特别的努力，要以勇气和决心去解决在某些环境下会滋生恐怖主义的那些难题。“事实上，恐怖主义者的招募在那些环境下会更加容易，在那里，种种权利长时间受到践踏，种种不义长时间受到容忍”。这种观点同上述关于和平的观点一样，触及到了问题的根基——正义和道德的社会秩序，才是和平与安宁的稳固基础。
　　而在社会中确立正义和道德，需要在人的内心中培育理解和爱心。这正是真正宗教的真正使命。
　　也正是在这里，才能够从深处看到宗教与和平的真正关系。


用改变思维来改变世界
■　陈支农
　　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头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一点残羹。在这种情况下，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呢？结果是小猪将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这就是博弈论中的经典例子——“智猪博弈”。
　　
　　博弈论改变人的思维
　　
　　博弈论是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分析人们之间的决策与行为形成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就如双方下棋一样。一个经济主体在决策时也必须考虑对方的反应。
　　为什么一些个人、组织和国家在成功合作的同时，又有一些个人、组织和国家在承受着来自冲突的折磨？长期以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试图理解、阐释冲突和合作的最根本动因。二十世纪中期博弈论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非常新颖、非常独特的分析视角，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运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分析这一问题。如今，奥曼和谢林利用博弈论解决了这一世纪难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
　　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基础。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泽尔腾、海萨尼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进一步增加了它的适用范围和预测能力。奥曼和谢林这两位学者的工作又进一步发展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并开始涉及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奥曼从数学的角度、谢林从经济学的角度，都感到从博弈论人手有可能重新塑造关于人类交互作用的分析范式。谢林指出，许多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奥曼也发现一些长期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利用正式的非合作博弈理论来进行深入分析。
　　奥曼和谢林对博弈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又使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一领域“梅开二度”。今年的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对于他们试图用改变人的思维改变世界所做的努力给予了肯定。
　　
　　博弈论的通俗与经典
　　
　　谢林本人曾说过：“如果你要研究某个理论或者发展某个概念，如果你认为这个理论或概念将促进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那么就请发明一些浅显易懂的概念。”正是按照这种思想，他发明了许多原创的概念来充实其博弈理论。
　　谢林的博弈理论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与主流的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人类社会纷繁芜杂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为博弈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近半个世纪以来，谢林运用他所发展起来的博弈理论对核决策与军事控制、组织犯罪与敲诈、成瘾行为与自我控制、种族隔离、环境保护等现象做出了深刻、富有前瞻性和洞察力的分析。
　　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谢林首次定义并阐明了威慑、强制性威胁与承诺、战略移动等概念。尽管当时谢林并没有刻意强调正式建立模型问题，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后来随着博弈论的新发展而定形，而他所定义的概念也成为博弈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尤其是在效率曲线上，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即任何一个人效用的增加都会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但谢林指出，这种所谓的对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效率曲线上必然存在一点，使得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博弈者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这种“双赢”的共同想法就体现为，在效率曲线上找到一个合适的点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文首展示的“智猪博弈”。
　　谢林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博弈论的新发展并且加速了这一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特别是他对战略承诺的研究为许多现象（比如公司的竞争性战略、政治决策权的授权等）给出了解释。本届诺贝尔评奖委员对他的评价是：“谢林，这位自称‘周游不定的经济学家’，被证明是一位非常杰出、具有开创性的探险者。”
　　
　　为何“三个和尚没水吃”
　　
　　在博弈论的发展过程中，奥曼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关于战略互动的许多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