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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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稿的基础上赶写出这篇《始末》，并特加一副题：纪念《观察》周刊诞生五十周年。今天这本新出的《储安平与》，其第十一节“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与《始末》中的“三、《观察》的复刊与终止”相比，其改写的段落要丰满得多，也精彩得多！略引如下：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三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
　　就预示了不祥的后果。
　　以上所引，在我看来有：一、议论平允，二、见解明睿，三、判断谨慎（即无确证不妄言）的特点，这在当今写史者中是颇为难得的素养。
　　在《始末》第三节，“《观察》的复刊和终止”，仅是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一节叙述和评议，而在此书第十一节“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却扩充到约七千字，对历史的关节点叙述得更充分，个人的史识也得到恰如其分的展开。如：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新政权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是没有直接和他们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十余年来，谢泳的书和文章受到读书界的普遍欢迎，往往就是在这些地方，与读者的良知产生共鸣所致。
　　
　　三
　　
　　《储安平与》的第四章“《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是《研究》所没有的。原先仅有“《新路》与《观察》”和“胡适与《观察》”两节。“《新路》与《观察》”一节约五千字，写于1993年12月。新书的第四章中，“《新路》与《观察》”在第二节，八千字。后来谢泳在1997年写了一则短文《储安平与他的前辈》（一千五六百字）。这透露：在谢泳研究储安平和《观察》的风气影响下，我们这些“票友”或聊撰一文或偶编一书便浅尝即辍，而谢泳则在断断续续之中，并未放弃对彼刊彼人的继续研究——尽管《研究》久未出版。以上所举两节及一短文，可看作现在第四章的骨架，在“《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总题下，列了五节：
　　第一节《观察》的精神来源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
　　第三节胡适与《观察》
　　第四节《观察》的言论与四十年代大学教授
　　第五节《观察》的复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
　　《观察》这个刊物的思想及其风格的承传及其精神来源，可说是我们一般研究者尚未注意或未及探讨的问题，谢泳此书中以约两万五千字的篇幅，将之梳理得脉络清晰又颇具说服力，从而显现出两个特点：一、研究得到深化，二、学术性
　　　　　　　　　　　　　　　　　　　　　　　　　　　　因之加强。就我看，指出并说清《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史的未来研究是一个推进。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的散布点很多，经谢泳梳理，我们得以窥知，其主纲即在此一线：《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很方便地就能把握自由主义的肌理脉络，从而获得这样一些印象：
　　一、自由主义的集结、拓展、伸张，每一时期，都有一种刊物成为其思想言论的载体。
　　二、自由主义者自觉负有一种道义的责任：“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对国事发表意见”。这个“国事”或“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储安平与》第33页）
　　三、每一个刊物都标榜谈政治，并且是以谈政治为主，为第一，《新月》说“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储安平与》第113页）《观察》更干脆宣称：“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储安平与》第33页）
　　四、所有刊物都申明自己精神是独立的，理想、信仰是思想自由，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具有理性、容忍的态度和稳健说理的风格。
　　五、刊物的主编者对人类的基本价值及知识、真理诸问题，都怀有一种虔诚的敬畏心情，对所涉及或引起争论的所有问题，均一本求真、从实、遵理、温恭的作风与异见者探讨切磋。在风度上既具有中国士大夫“士志于道”、崇尚“道尊于势”的风骨，又秉持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爱智的真诚”，成为一个民族坚守良知与正义，置身逆境而不泯其理想，并能延续其文化精神之星火的楷模。
　　
　　四
　　
　　《储安平与》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四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言论与政府、社会、执政党之间关系的互动图。它对今天这一代读者的意义在于：可资了解六十年前社会舆论的历史状况，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指出，欲求政治的良好，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合乎理性的舆论环境。所以，他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储安平办《观察》的时期正是知识分子言论最开放最活跃的时期。朱光潜在1947年岁杪特撰《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一文，阐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说，“因为在近代国家社会中，大部分生活都要牵连到政治，不由得他们不对政治作思考和形成意见。”《储安平与》一书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言论氛围和储安平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议政风范，其意义还在于，它必然要产生相当的感召力，在读者中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必不乏具有相当识力及思力的读者，从此书诚实的学风中引发更多的思考，悟到更多的东西。
　　其次，从专业学术的角度来说，对今后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史、政治史、政治思想史、自由史和新闻史的学者，此书将是其不可忽视和回避的参考文献。
　　（《储安平与》，谢泳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版，25．00元）


余思牧和
　　我最早知道余思牧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是“文革”刚结束不久，我鉴于长久以来对巴金先生的种种曲解、误解，决心写一本关于巴老的传记，这就是后来完成的《巴金评传》。就在这时，接得巴老寄我的两本关于研究巴金的书，其中一本就是余思牧先生所作的《作家巴金》。我在惊喜之余，为之折服。因为这是一本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是海内外第一本关于巴金的传记，第一次把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系统清晰的梳理，又有公允、客观、和独到的思想艺术分析。试想，余思牧先生写作此书出版时，正值1964年，也即“文革”爆发前夕，内地已是黑云压城，狂风暴雨来临，文化界人人自危，预感即将覆舟灭顶之际。虽说，余思牧先生寓居香港，那些极左狂人鞭长莫及，但无论如何，敢于在这样时候站出来，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向世人表明巴金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是会使那些人恼怒，不能容忍的。这种学术勇气、思想胆识，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鼓励。更重要的是，使我的写作有了一个现成的线索。我就像正在摸索前行的人，有了一盏灯照，而欣喜异常。我想，这位余思牧先生一定是一位不平常的人，可惜那时我还无缘拜识。
　　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四五年后，1984年10月，巴老应邀到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我有幸跟随前往。余思牧先生正因病住在医院里，闻讯特地向医生恳请，准了假，两次来大学宾馆看望巴老。我也就在这时认识了余先生和他的太太余琦琦，竟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我一直敬重余先生为我的师长。不仅是因他年长于我，且在学术上他是先行者，是前辈。我曾结识许多香港文化界的朋友，大家都很友善，互相也很随意直呼其名，惟独对余先生，相识二十年，我至今仍恭恭敬敬称他先生。因为我从心底，真诚地认他是我的师长。
　　我第一次见到余先生前，已听巴老说，他本是很有成就的学者，著作多达数十种，在教育、出版、写作等方面已经成绩斐然；后来弃文从商，在商场上搏杀驰骋，也一样成为商界巨子。因此，余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带有一点传奇色彩。只是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我渐渐地感受到他内在气质禀赋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一位忧国忧民、耽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每次我到香港，必与余先生相叙。他讲国事、社会、文学，也讲内地改革、香港发展……纵横议论，倾心交谈，使我大开眼界，但更多的是他谈自己的文学研究、写作计划，他正在收集资料的情况；还曾有几次，他托我在北京寻找一些图书资料；这都使我深深感到他虽然身在商场，却未能忘情于学术。有时我听他感叹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有许多关于学术方面的想法，但终因不能脱身实业而实现不了，为之遗憾。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到内地、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地奔波往返，再加上他热情待人，宁可自己累些，时间久了，身体消耗太过，“每天都是如此忙乱，空下来时已如发水面包，完全没了力气。”（余思牧致笔者的信，1994．9．1）他的健康状况终于出现断裂。1995年和2001年他因病在加拿大、香港先后两次接受心脏大手术，但都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使他有再生之感，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运儿。每一次病愈，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1995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若天假我以十年，当闭门读十年书，写十年文章，把自己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阅历、观感写出来，让后人看到中国社会、文坛和经济发展的某些过程、问题和特征，尽一个读书人说真心话的职责。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如今，在大病愈后不久写成的《作家许地山》的后记中，他又一次说：“我需要的是努力工作，为与我同时代的人们写出我想写和应写的作品，把我反复思考的、感受深切的……写出来，以作历史的见证，良心的倾诉，尽量使读者得到鼓舞、安慰和明白是非、分辨正邪，从而活得快乐些，活得清醒些，活得温馨些。”
　　前年他来信告诉我，除了参与《香江文坛》杂志事务，正在理头写《作家许地山》，并托我帮着找一些资料。令我瞠目结舌的是，他竟那么快就把数十万字的书稿写了出来。
　　余思牧先生从事的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许地山无疑是五四以来一位富有独特个性的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但过去对他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既有他本身思想比较宏富驳杂，艺术上也与世俗流行的文艺作品有所不同，属于异数另类，使一般研究者往往未窥堂奥就已却步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政治上的宗派主义、极端的教条主义把他看成“非我族类”有关。时间长了，他也就渐渐地为一般人忘却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