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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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立场。”这和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有什么相干呢？
3、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和无产阶级就不要发挥领导作用吗？要的！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发挥领导作用，怎样才能取得领导权？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曾经反复阐述过。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的各个阶段和实现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在当时的基本政治口号，由于这个口号代表着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呼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起了政治指导作用。“国防文学”可以说是实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具体动员口号，得到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普遍赞同，这就对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政治指导作用。
第二，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保持对同盟者的批评权，保持党对人民革命的绝对领导权，发展壮大党组织和人民革命武装，这是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有了这个中心力量，就能战胜同盟者的任何破坏阴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共产党员和革命军队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执行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各项工作任务总起模范作用。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第四，“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党就是这样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争取领导权的。
根据上述几条原则来研究“国防文学”的解释者是不是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还是拿“新认识”上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来说吧。这篇文章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最前进的革命势力必然是统一战线的中心……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特殊，一般人认识的程度的参差，我们不必把这一层强调地提出来，我们应该更公平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责任来。如果说得具体点，在不妨害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使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就可以发生领导作用。”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怎么能说这篇文章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所谓最前进的革命势力不就是指党和人民革命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吗？所谓领导权不是谁所专有的，要看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推动工作前进，谁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就能发挥领导作用，不就是要求党员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发挥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吗？我认为“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帽子是不能戴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头上的。
这样说，当时上海党组织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不是就没有缺点或错误呢？我看还是有的。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解释者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我认为这种提法仍没有摆脱关门主义的影响。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对的。我同意鲁迅先生（还有郭沫若和茅盾）的提法：各派作家在“国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从“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两个口号”论战的开展，上海文委负责人对鲁迅先生表现很不尊重，这是宗派主义作怪。同时，冯雪峰奉中央委派从延安到上海后，不先同上海党组织商量，冒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并被胡风所利用，这也是宗派主义作怪。宗派主义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长期形成的一个顽症。我认为“两个口号”的论战是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的。
解散“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个错误，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就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右倾表现。但当时文委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到苏联解散了“拉普”。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照搬照抄，其思想实质还是教条主义的流毒。
夏征农 1978年9月10日
夏征农在上海率先冲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禁区
夏征农信中谈到了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态度。虽然语言寥寥，却勾勒出上海市委在这场大讨论中的情况。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表面上看，是从学术层面上要解决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实质上，联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的情况，以及“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最高指示”？文章的锋芒直指“文革”十年所风行的个人迷信，直指华国锋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等人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正因为文章的指向十分明确，因而就引起了“凡是”派的不满。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为，“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凡是”派的言论，违背了大多数人迫切要求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篇文章，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席卷全国。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陆续发表谈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采取的是不支持的态度。《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上海的反映很强烈，不少单位纷纷展开讨论。可是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却加以控制，在会上一再宣布：“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当然，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几次提出建议，上海要发表文章，但均遭拒绝，说什么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怎么能算数。不仅如此，还交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看住上海的几张报纸；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不能自己组织文章。《文汇报》有9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5000字以上的文章要送审。面对这种情况，《文汇报》的负责人马达等人在寻找机会冲破这些禁令。
正在这时，已到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在学校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夏征农在动员报告中，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文汇报》记者根据夏的讲话写了报道，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表？夏说，为什么不能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认为，这是冲破市委禁令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发表后，如果来追问，就可以说是夏征农让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征农怎么样。这样，《文汇报》就在1978年9月16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以后，为了不受5000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文汇报》的同志就把稿都压缩到5000字以内发表。
《文汇报》对夏征农讲话的报道（同日报纸上还发表了专门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上海报界的沉寂，成为在上海报纸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6月第二次印刷，第159页；《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节）。
还应该提到的是，虽然夏征农的讲话和《文汇报》巧妙地冲破了禁区，上海市委党校、社联组织的几次讨论会和有些文章也见报了，但一些重要活动，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都不出面。上海市委书记彭冲讲了一次话，也是在干部、群众一再提意见的情况下才讲了一次，但是旗帜不鲜明。一直到三中全会前，市委和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采取控制的态度。
在这种大背景下，夏征农敢于让自己的讲话见报，马达借此机会冲破上海报界“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的禁区，是需要具有见识和勇气的。
夏征农简介
夏征农，1904年生，原名正和，字子美，笔名征农，江西新建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1933年加入“左联”，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曾任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顾委委员，十六大特邀代表。
洪武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引起我的兴趣，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是在十年大动乱当中，我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从北京被下放到设在安徽凤阳的“干校”，去接受“再教育”。那儿正好是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明中都的地方，这使我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遗址和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走访当地一些须发斑白的老乡。经过六百多年历史的风剥雨蚀，明中都的遗址只残存一堵破败的城垣和一座鼓楼的台基，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也只剩下龙兴寺、明皇陵等为数不多的东西。不过，在当地老乡中，还是流传着许多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显示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听着当地老乡的诉说，面对颓败的废墟、荒冢、破庙，我深深陷入了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难条件下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是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工将完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在称帝之前那么善于网罗、招揽人才，而在称帝之后又为什么要那么残暴地屠戮功臣，把当年跟随他南征北伐的淮西将臣几乎杀个精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毫不留情地惩治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把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惨遭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评价？等等。这使我不禁涌起对朱元璋进行一番研究的念头，我对朱元璋的兴趣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干校”呆了三年后，我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中文系教书，尔后几经周折，又调回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后改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就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帝国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是由他亲手擘画和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存在于脑海里的一系列同朱元璋有关的问题，更激起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强烈兴趣。于是，我仔细阅读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并认真查阅了有关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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