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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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攸关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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