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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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另外，就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战斗中一个人应随时作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象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由。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拥有大量所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化而定的那部分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力量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学的准则。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我们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从军事力量的各方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不时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取得这项或那项优势。英国明智地将海权确定为优先目标所在，为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使得英国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皮的原因，它也肯定不会动用其持有的规模不大的陆上有生力量来入侵一个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或许应再次重复的是，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也依赖于海军。　　
　　从根本上讲，广泛商业联系的存在决定着为什么需要有持久力的海军力量。从军事观点看，一个岛国的海军很少是主动进攻性的。它的天性就是维护和平，因为它在海外有如此多的利益需要照顾。在这方面，成为海上强国之后的英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且它还愈发呈现出这个特点。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程度还尤甚。由于有着广阔的国土，我们身上不存在进行海外开拓的意向。正是这种意向驱使着英国将其旗帜遍布于全球，通过对外商业和在远方的殖民来获取丰富的资源。而对我们来说，自然或上天已经赐予了我们这些财富。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就“入侵”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我们不会遭到此种危险；但万一它落到我们头上，它必定是经由海上。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在海上予任何侵害我们利益的企图不管它是针对着远方的土地，还是以封锁或炮击的方式针对着我们的本土以决定性的迎击。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措施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对此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应是培养出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使用这些装备。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战斗人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许比一艘战列舰从开工建造到编入现役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另外，在自愿兵役制下，你不可能象对待舰只或枪炮那样随意地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为己使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必须使常备力量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接下来可以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就象我国海军，更是必须如此。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实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　　
8·回顾与展望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基督教文明面临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终结，一条生命、一种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这些东西完全是人为的安排、人为的创造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有着这样的信念不论它是如何肤浅与不正确：我们知晓自己的方向和趋势；在不绝于耳的自身进步产生的喧哗中，我们知晓这种进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那么，在十九世纪即将走至尽头，二十世纪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时代从何处而启？已经走了多远？又往何处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对于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基本历史要给予一番浓缩的介绍，而这不是这样的一篇杂志文章或系列文章马上能提供的。笔者给自己定下的考察范围这么一个处于必要的限度之内的范围也几乎是不可驾驭的不包括国家内部的情形。这方面的内容在当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的注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是唯一值得从最纯粹的物质角度予以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全部；而且，尽管本世纪的物质进步十分巨大，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对于欧洲国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对重要性也同样引入注目。笔者正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前面提出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可以说是指它的对外关系。不过，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更要关注由业已开始并处于进展之中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今还不易分辨的各种趋势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来。这些运动或趋势如果不遭到什么抵制，将使深刻地关系到人类的福利的政治平衡发生重大的变化。　　
　　展开主题的一个简便的方式似乎可说是十八世纪以来浩大的殖民运动被美国革命推至了一个中止点。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