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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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有关地区的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侵蚀了它们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权利，我们自己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一个集团对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状况给整个世界，尤其是给它的邻居，有时甚至给它自己的成员造成了损害，那么它对于有关土地的使用权就不是不可剥夺的。作为例证，看一看吉达的阿拉伯人对于为防止一种致命疾病扩散到始发区之外而采取的整治环境措施的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可怕生活状况吧。这些情况之所以存在，或是因为其他国家普遍地漠不关心土耳其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点；或是因为错误的作法有充分的力量为倚靠就这种情形而言，只有在这种作法导致了毁灭或遭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打击时，权利才会被剥夺。由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依然处于未开化的种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又不能使其认识到所拥有的土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国家内，无论政府还是大众都空余热情，缺乏足够的机会和生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后者向海外积极扩张的景象。　　
　　当前美国没有参与这种扩张之中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趋势所感染。不过，形势促使美国必须保证美洲的弱小国家拥有不受大陆之外的国家干涉，沿着自己的道路、依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进行政治发展的权利。美国人民应普遍地认识到，这是美国应主动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来源，不是政治上的乐善好施精神，而是与外来干涉相关的我国的切身利益。列强之所以未对我们的要求给予多少刁难，既是由于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它们并不是至关重要，也是由于我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或莫斯基托海岸问题等这些并不具备巨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的立场。的确，英国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让了步，虽然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不过，同样没错的是，它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我们的海军，予我国以重创。之所以英国未这样做，是因为有关的问题从长远看并不重要，而且它也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中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话说回来，尽管我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默认，但将来的情形是否会一直如此还需拭目以待。倘若我们要保护其政治自由的那些国家在政局的稳定方面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而我们的海军力量还和当初一样脆弱的话，这就更难断定了。可以保险地讲，如果一个不属于美洲的国家在西半球试图进行英国在埃及所进行的那种活动，我们如有能力予以阻止，就绝不会听之任之，但此外也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用以支持自己主张的物质力量强大无可疑问，我们主张的道义力度也许会多少被削弱。　　
　　我国的整个历史以及我国人民的性情表明，我们会寻求和平解决每一个争端。但是，这样做将使我们介入新的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严重争执。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华盛顿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常为我们引用。可是他的要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极容易为人们所忘记。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7·如何准备海战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就象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全部满足。因此，他们常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确的考虑、为信念所支持的主要设想上。　　
　　在现代条件下，用于战争的物资准备要求有一定的时限，不能将这个工作耽搁至危险来临时再做。如果在铺设好龙骨后的一年间，一只一级战列舰就可以全副装甲地下水英国最近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完全可被认为非凡地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建造海军舰只方面的才华。不过在这以后还是有装置火力系统以及其他许多对于军舰能在海洋上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细节工作要做。对我们自己来说，即使尽最大努力，在这些方面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少到哪去。　　
　　战争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它的特点是暴力性的、与众不同的。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勤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大体变化趋向。在这样的预见中蕴含着取得最佳解决的最大希望。最佳的解决就是在人们的头脑尚属冷静，不负责任的报章它们的发行量越大，公众的忧愤情绪就会被挑拔得越高的煽动性言论还没有造成一场狂热的危机之时，通过正常的外交行动、通过及时缔结协议来维护和平。但是，尽管运用明智的方法来保持和平会给政治家带来桂冠如果他只能动用武力，这项桂冠可就要从其额前移至战士的头上了，他的治国之才必须使他承认：在集团间的争执中，常常每一方都有着道理可言，它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对人们来说，打斗一场比为了不伤和气而拒绝坚持他们的正义观念还是要好。美国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多么令人感到可悲！但是，假如某一方退缩而不坚持据信是它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只会更加可悲。在仅仅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可以退让；在原则事情上，人们或许会深陷谬误而不自觉。但是，如果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一种是非观念即使它并不正确，那只会使人格精神受损，除非是面对着一股明显地无法抵御的强制力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时常被糟糕地滥用的话。但它的的确确包含着重要的真理。　　
　　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做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这样的一支力量是影响着或者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规模是或者应该是关于在哪个方向上存在着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国民意识的反映。鉴于战争造成的可怕灾难，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采取可能引致敌意的行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时刻、关于后果重大的一项最终的决定会被推迟至怎样的最后时刻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准备对于这个决定只有着这样的关系：它应该足以满足可能会对其提出的最大需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应该如此地咄咄逼人，以至于将在被一个国家相信是正义的要求得到了坚定的显示的情形下使战争免于发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只意味着防御，对国家权利或国家责任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形式。　　
　　所以，从逻辑上讲，一个主张给自己配备一支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海军或陆军力量的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不是带着一种对抗的目光来评判哪支陆军或海军在世界上是最庞大的，而是考察世界上政治局势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物质利益状况以及它们的秉性从这种秉性中合理地折射出的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之物也许都解决不了的症结。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国家文人政府的权力。　　
　　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拿破仑曾提醒他的元帅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以及战役的筹划。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两强”标准改为奉行“三强”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敌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我们的对手。这些国家在西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其面积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在世已久的敌对传统在今天仍会鲜活如初。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和对于遭受侵略渗透的担心促使各国要在那些刚刚被打开大门的地区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与其相伴的是同样曾展露于当时的雄心和思虑。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除了这些由远方的不平静导致的负担之外，土耳其及其各省的形势这是土耳其几个世纪的统治不当必然造成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近在咫尺、无法躲避的焦急所在。至于美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尽管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和旧世界所面对的风雨前程相比，就领土的政治分布和归属的确定性而言还是十分稳定的。　　
　　在所有可被归在殖民扩张及东方问题诸名义下的问题上，除了西班牙，所有有着相当的陆海军力量的欧洲大国都被直接地、深深地卷了进来。它对于欧洲东部的事务未显示出多少关心，也未投身于扩大它的依然广泛的殖民地盘的活动中。各大国当前的主要活动理应成为美国军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