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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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一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今日的美国和十九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们多么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为一代人所创立、但其在后一个时代中的运用却会将人引上一个十分不同的行动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虽然杰斐逊时代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陆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关系到更长远的利益的问题被当然地推后考虑了。在那个时候，具有眼前意义的事情迫切需要处理，考虑那些人们并无多少关注的问题只会分散注意和力量，而这对于如同对于从事战争一般的治理国家，乃是一大忌。不过，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本可以令人高兴地避开上述麻烦，它还是发现如同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旦存在着外部利益，不论其特点如何，它们绝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虽然当时我国人民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并无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美国的利益和正处于交战之中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发生了强烈碰撞。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当时受争议的问题更多地是牵涉到了正处于与拿破仑生死搏斗之中的英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关键利益，我们将可悲地误读1812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所给予的教训。那时候，我国政府试图就争端和英国达成妥协，通过和平施压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可观作用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被拉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纪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我们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其中的每一点所能改变的只是问题的程度，而不是性质。我们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我们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外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空前重要的问题的严重关注促成了我们的孤立状态，而孤立政策对我们来说也切实可行。它符合我们一时的需要，当时我们尚属弱小，需赢得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独立。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只可能实际上也是产生于跨出边界去寻求贸易机会的活动。今天一些人用来反对我国在本国之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在以前用来反对我们的对外商业活动也同样合适。总之，让我们呆在家里吧，否则我们将会惹麻烦。说实话，原则上对于商业就象对于战争那样厌恶的杰斐逊实行禁运制度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惩罚了外国人并且减少了美国卷入国际纠葛的危险，也使我们自己的船只免受伤害。即使这种作法使贸易受损，造成了草儿在纽约大街上生根发芽，它还是通过消除危险的对外活动而作了补偿。　　
　　今天，无疑没有多少人会心平气和地看待一项将美国和平地割离于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不过，在1807年，许多美国人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进行一番战斗，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许会促成战争但更可能使战争得以避免的力量。可是，在今天无视这个事实，即我们不再象在杰斐逊时代一样处于一个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变化着的局势或许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类似于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两难问题，难道是更为谨慎的作法么？不仅我们已经长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发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如今，海洋这个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经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国间的距离从而也大大缩小。在从前或许是远离我们、引不起我们多少关注的事件今天就发生在了我们的门前，并给予我们以密切的影响。接近，如前所说，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已变得更小了。从前尚处远方的地点今天已因其对于我们的靠近而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尽管距离已经缩短，对我们来说水上距离依然存在；不管这段距离如何之短，政治影响要想将其跨越，最终还要凭借海军。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紧急状况出现时，这个国家能够依靠它将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线之外。　　
　　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1812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它自己；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米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1812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我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我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如此地矛盾以至于可以想象，如果要说明得更准确，它们的支持者会为它们起些其他的名字。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们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我们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我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我们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我们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