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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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盟”的词源学意义中，可以找到一种受制于一条人为的纽带的感觉；这纽带既可是力量之源，又可带来忧烦。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对应物就是婚姻纽带。当它存在于从人性中升华出了超越一切的情感的特殊状况下，无疑是所有纽带中最强有力的；不过，如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当爱因固有缺陷的存在或不良意图的萌生而凋谢，只剩下冷冰冰的义务时，婚姻就成为同样最令人伤神的东西。　　
　　就个人而言，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和美国间友善之情正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最近的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和亚瑟·席尔瓦·怀特先生在《北美评论》上的文章令人高兴地表明了这点确实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正使两国相互感知，并且正摧毁着那将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分离开来的隔阂之篱。在这儿我们见到的是亲缘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导致的完全正常的结果，是同一血缘的孩子们的自然亲情的流露。他们曾相互争吵并疏远，但后来都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种复活的情感或许会吸引那些观察着世界问题之生成的人们的注意，让他们认识到想象和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驾驭着世界。如果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外，我们还未忘记在两国相当不同的政治形式之下存在着共同的、世代相传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每一国人民的政治发展受着同样的道德力量的支配和塑造，两国逐渐走向行动的协调一致的可能就会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在分布于欧洲与美洲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没有什么能象两个根本的但却是对立的因素个人自由和对法律的尊从的独特结合更有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仅有的两个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国家，一种求得两者间恰当平衡的方法已经形成了。象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也会在双方间摆动，时而倾向这边，时而倾向那方，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会过多地偏出正常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这两国身上皆存在的、并使它们倾向于选择类似的行动方针的情况值得注意。在为欧洲文明所沐浴的国家中，这两国是仅有的在不同程度上与所有存在的敌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得以免承庞大陆军重负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它们必须以海洋为主要渠道和与它们国家的福祉相关的国家相交往。对于地理上的孤立对于英国的历史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人们已有充分的了解。就英国而言，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不同寻常地加剧了促使居住于其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寻求行动空间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乔治·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数字充分表明了产生于同样原因的同一种趋势也存在并作用于美国身上，尽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广阔的国土和由保护主义体制造就的大批国内产品的消费者导致了对于这一趋向的一些偏离。简而言之，英美两国的地理状况在性质上相同，虽然程度有异；它们按着同一方向来对两国发生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陆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光荣是国家的繁荣与声誉的主要源泉；对英国和美国而言如果它们正确地估计了它们在人类进步的伟大戏剧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话，则是海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海上利益，它要求作为它安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有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用以驾驭海洋事务的总进程并在必要之时维护指导海上战争的法则。这些不仅是基于一个合理的推理过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历史的教导为依据。通过运用这种力量，通过维护这些法则，通过仅仅使用这些手段，在那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强国的十九世纪之初，英国使自己免遭崩溃。并且强有力地使历史沿着一条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诸有力的、决定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汇入了同一条道路之时，当激情开始要体现为行动的时代将其曙光投入人们的眼帘之时，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那些为这些曙光而欢呼并将欣喜地加快这个美好时代到来的国家应支持怎样的当前政策？《北美评论》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登载的卡耐基先生、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文章表明并没有太多人寻求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尽管我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个同盟，但当前的形势使我不能设想这点。我宁愿说：让每个国家受到更多的教诲，认识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吧。如果这点做到了，它们利益的一致将变得一目了然。在没有“经验”这位伟大老师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发生随着那并不遥远的时代而来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中，美国人民必须再次致力于向海洋迈进，对外大展鸿图，如同他们在故土和新的家园上的先辈所做的那样。　　
　　但是还有着其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每一个国家适当的活动领域，对于就对热诚合作之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达成一致，双方目前还可能产出疑问；使这种情形更显突出的是，只要美国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创建一支足以依赖的力量来保证有关地区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国会相信我们具备缔结同盟的条件，或在对其海上权力至关重要的地方向我们作出让步。正因为在调整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可以此过程为基础，一定数量的摩擦可能出现，所以我不会主张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为建立同盟而努力，这种实现所希望的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它们表明了共同的血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它会发芽、生长：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揉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我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当时的情形表明了对于联邦和国旗的挚爱如何深深地浸润进了大众的心灵中。这种挚爱为对信念的长期的执着，为无数的七月四日演说所培育。这些演说常常无疑是虚夸的，有时还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笼罩在战火之下的时候，蕴于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压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南方，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州应成为个人绝对的效忠对象的一贯强调如何牢牢地、难以抗拒地抓住了南方儿女的心。在那时，还有什么纸面上的协议、条约或同盟能被运用来将思想已游离得如此之远、利益是如此相对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呢？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所有人都熟悉“驱动过程”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过度的想象能将一个过程驱进多远？你打算急风暴雨般地予以占据的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必然反弹？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乔治·克拉克爵士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而非仓促的意义上的同盟的热情支持者对所表示出的疑义给予了令人愉快的说明。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其中的情形我不会说不可能出现，但肯定会使英国许多在多个世纪中辛勤得来的成就付之东流。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我确信，假如我是一个英国公民，这种前景不会在今天吸引我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挪进一寸。无疑，这张在所有鸟的视野中张开的网一无所用。　　
　　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我们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个未开化时代沙漠中的绿洲，为许多内部的争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不是组织的精巧细致，而是组织以物质力量的威慑性的、有效能的姿态它足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未经充分地组织的外部势力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中，欧洲可观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制止了外族对欧洲的进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粗野之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地给予严厉的警告，对此人们几乎不能装聋作哑。不过，我们极少给予那些来自于外部的、和我们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种族的危险以充分的注意，人们也未认识到国家间武装的警惕这种态度如今为欧洲所有大国所持对于我们文明的保持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对于处于非从属的、无政府的时代的社会无价的意义，如此众多的处于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阶段的年轻人又受到了关于服从、秩序、对法律和权威的尊重的教育。认为在为人所希望的欧洲国家的尚武精神的沉沦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注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物质繁荣和安逸前进的保证将仍是一个看似有理但绝对不然的错误。这种诱人的理想不会由代表性的文明国家实现，如果它们放下武器，松弛它们精神上的紧张，并从战兽变为只宜屠宰的肥牛的话。　　
　　随着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个需要防范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情形下，罗马登上了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罗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渐得以实现；但是，在我们战火寥寥的当今时代也可找到其险恶的对应物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又将其击得粉碎。当时，随着地中海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衰减，物质的繁荣，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而兵器却从僵颤的臂上无力地滑落在地。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天才的恺撒修筑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如同一条堤坝，在多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但当伴之了它的出现的铮铮豪情蜕变为了对于舒适、财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恋时这就是今天的和平预言家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离析了。入侵者波涛般地汹涌而来。大雨倾盆，洪流泛滥，狂风呼啸，房屋和堡垒在冲击之下倾覆，因为它的基石不是对于用以保卫珍贵之物的钢铁之腕和无畏之心的坚定依赖。　　
　　安适长久地存在，贸易不受阻碍，困苦一去不复返，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