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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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