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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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在路易统治末年则实际上已荡然无存。至于海洋，同样错误的政策为其长达五十四年统治的其余时间深深地打上了烙印。除去那些战舰以外，路易顽固地背离了法兰西的海上利益，如果用于和平目的的航运与工业这正是它们得以支撑的一败涂地的话，他要么不可能，要么不情愿看到前者毫无用武之地且前途未卜。路易的政策旨在通过军事力量与领土扩张，瞄准欧洲的统治力量，这就驱使英格兰与荷兰携起手来，成为战时盟国。如前所述，这种联盟直接地将法兰西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间接地由此又使荷兰的力量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柯尔伯特的海军殒落了。在路易生命的最后十年时间，法兰西再也拿不出象样的海军投入大海，尽管战争依然是连绵不断，绝对君主制形式上的单一性就此强有力地显示出政府对于海上权力的兴衰成败会有多么之大的影响。
路易在其生命的后半部分亲眼目睹了那种使自己的根基随着法兰西商业的削弱以及由这种削弱所带来的财富的衰落而渐趋动摇的力量。随后接任的法兰西政府，就如同绝对制政府一样，在英格兰精心摆弄和明确的要求之下，居然放弃了所要建立一支能有效地进行战斗的海上力量的努力。其中的原委就在于，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王当时对于西班牙国王抱有深深的敌意，为了动摇其地位并且维护自身的权力，他与英格兰同流合污，结成了盟国。为此，他在损及西班牙利益的情况下，协助英国支持奥地利法兰西的宿敌，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起了支配地位，并与英格兰并肩作战，击跨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造舰设施。在这里，再度可以看到一位无视法兰西的海上力量的统治者，他毁掉了一位天然的盟友，并且正如路易十四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无意识地促成了一名海上霸王的崛起。当1726年，那位摄政王去世之后，这一政策上短暂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从那时直至1760年，法兰西政府继续无视其海洋利益。据说，确实由于其财政法规的某种明智的变动，主要在自由贸易的方向上（并由于罗，一位苏格兰血统的大臣），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奇迹般地上升了，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岛亦充足富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法兰西海军一蹶不振，因此当战争降临时，它的商业与殖民地只好听任英格兰去加以处置了。1756年，当事情似乎已走出低谷时，法兰西才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格兰此时却拥有将近130艘战列舰，并且当打算对这45艘战舰加以武装与配备时，却发现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缆绳，更没有补给用品，甚至还没有火炮。这当然还不是全部。
“政府制度的缺陷”，一位法国著作者曾说，“滋生了冷漠与无动于衷，开启了通向无序与目无纪律的大门。不公正的提升从来也没有如此频繁，也从未见到过如此广泛的怨声载道。金钱与诡计取代了别的所有一切，相应地导致了命令与权力。对于首都具有影响力且能让港口城市自给自足的贵族与暴发户们自认为普天之下，老子第一。对于国家财政的浪费与港口码头的废弃不计其数。荣誉与谦逊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东西。仿佛这些邪恶看起来还不够大，内阁竭尽全力地试图消除只是免于一般毁灭的过去的英雄般传统。在法院的一纸命令之下，王朝继承的难解难分的打斗变成了一件‘谨慎从事的事情’；一些战舰成了被保存的废弃材料，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这一令人沮丧的原则看，我们注定要被动挨打，其对于敌人的好处正如同为我们民众的才干不相称一样，这种在敌人面前的谨小慎微通过命令为我们所设置的从长远来看，出卖了法兰西的民族特性。对于这种制度的大肆滥用，滋生出了众多倍受斥责的目无法纪与胡作非为，而在上一个世纪，想要找出仅仅一个这样的事例都几乎不可能。”
大陆扩张的错误政策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储备，并且极其有害。由于使其商业与殖民地处于无法设防的境地，法兰西使其最大的财富来源易于为敌国所拦腰截断。正如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冒然出海的小股海军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消灭殆尽，商业性航运被扫荡一空。殖民地中，加拿大、马丁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纷纷落入英格兰之手。如果不是会占去太多篇幅的话，或许还能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概述，以显示法兰西一个抛弃了海洋的国家，英格兰不断增加的财富正是建立在其牺牲与付出之上的这场可怕的灾难。一位当代的著作者这样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兰西政策的观点：
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与德意志的战争，法兰西将其如此多的注意力与资金从其海军身上挪走，以致于我们可以对它的海上力量进行一击，使其或许永远也不能够恢复。它对德意志战争的投入同样使它不能对其殖民地设防，这就意味着我们占据了一些为它所拥有的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卷入战争使它无法保护自己的贸易，结果被完全摧毁了。而在意义极为深远的和平中，英格兰从来也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状况里。就这样，由于跻身于德意志战争，目前就其与英格兰特别而又直接的冲突而言，法兰西已自作自受了。
在那场七年战争中，法兰西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是一支比在帆船时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里的美国海军都要多三倍的力量。“自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位法兰西历史学家在论及同样一场战争时如此说，“英格兰单枪匹马地制服了法兰西，几乎没有任何盟友，而法兰西却有强有力的追随者。它仅仅只是由于其政府的优越性而进行征服。”是的，然而这是能够运用其海上强权这是对于执着地朝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连续性政策的奖励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的政府的优越性。
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在1760年至1763年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它不得不在1763年缔结了和约。在我们这个商业与海军颓废时期，其对于合众国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教训，使我们免受了它的那种耻辱，并企盼能从它随后的事例中获益。在同一时期内（1760年和1763年）法兰西民众揭竿而起，正如随后在1793年那样，明确宣布他们需要一支海军，“公众的情感受到了政府巧妙的指导，人云亦云地对法兰西头头脑脑们进言：‘必须重振海军’。城市、团体及私人认购者献出舰船的礼物，那些直至最近还死寂一片的港口铺张豪华的活动层出不穷，到处都在建造或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得到了延续；后勤仓库得到了补足，各类物质都被置于令人感到满意的堆积场所，火炮得到了重新调整，一万名训练有素的炮手得以集训与维持。
此时海军军官们的语调与行动都迅即感受到了公众的这种激情，确实，在他们之中某些高尚的精神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起作用了。再也没有什么时候能象当时一样可以发现法国海军军官们心底的激情与职业的素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军官写道：
由于对军官们关闭了大胆创业与战场取胜的光荣职业的大门，路易十五统治下海军的糟糕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他们从研究当中获取了几年之后就要加以验证的知识，将孟德斯鸠的精辟格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付诸实践。1769年时，法兰西海军军官的活动足迹遍及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在他们的著作与调查中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们群星灿烂，耀眼夺目，于1752年成立的海军学院此时得以重组。
学院的前任院长是一位名叫比格特·戴·莫纳秀斯的前海军舰长，他写出了一篇构思精巧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有关这一领域的第一篇优秀作品，而且它还力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莫纳秀斯肯定早在法兰西尚无舰队，在其宿敌接连进逼而尚无法在海上崭露头脚的岁月里，即研究和构思了其在战术方面的问题。在同一时期里，英格兰还没有类似的作品。1762年，一位英军中尉才着手翻译赫斯提大作的一部分，并且还省略掉了更大的部分。直至将近20年之后，克拉克，一位苏格兰籍的无官职绅士，公开出版了有关海军战术的一部天才般的著述。他向英格兰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兰西的体制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毫无创造见地、组织拙劣的进攻战术。“法兰西海军学院的研究，以及它对于军官们的劳作所带来的富有活力的冲击，并不是正如我们后来所希望显示的那样没有对处于美国战争之初的海军的相对繁荣的状况产生过影响。”
已经指出过，对于英国人来说，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与其传统战略方针相去甚远，他们被迫去从事一场与本土相距甚远的地面战争，而其强劲的敌手正在企盼着从海上对它发动进攻的机会，正如同处于当时迫在眉睫的德意志战争中的法兰西，随后处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由于不切实际地过份自信，英格兰将盟友变成为敌人，使其霸权的真实根基去接受残酷的考验。另一方面，法兰西绕开了它曾频繁跌进的陷井，转而依赖于存在着中立可能性以及与西班牙结为盟友的确定性的欧洲大陆。法兰西以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一个光彩照人尽管或许有点相对经验不足的军官团，投入到这场角逐之中。在大西洋的彼岸，它赢得了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持，还得到了自己或盟国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大陆上的港口的协作。这项政策的明智之处，法兰西政府这一行动对其海上实力的有益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场战争的细节并不属于主题的这一部分之内，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主要兴趣只有在陆地上才能找到；对于海军军官而言，这种兴趣只能来自于海洋，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二十年智慧与系统性的努力终于能够结出了应得的果实，因为尽管大海之上的战斗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然而，法兰西与西班牙舰队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地消耗了英格兰的实力，剥夺了其殖民地，在形形色色的海上任务与战役中，总体上而言，法兰西的名望得到了维护。
考虑到本文的一般性的主题，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与英格兰人相比较，法兰西水手们的稚嫩；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贵族性的法兰西军官团所表现出的猜忌的狭隘精神；以及至关重要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所暗示出的法兰西那种可悲的传统，一个训导他们首先挽救战舰、节俭原材料的政府的可悲的政策等，所有这一切都妨碍着法兰西海军统帅们获得荣耀，并使之失去多次可为他们唾手可得的积极优势。蒙克曾说过，统治海洋的国家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格兰的海上政策确定了基调。如果法兰西政策的教义当中持之以恒地吸收着同样的思想，1778年的战争本来是要比实际结束得更早，并且结果也更好些。看在上帝的份上，批评一个我们认为其诞生并不能说成是一种失策的军种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得体，然而其本国著作却在层出不穷地反映出这种批评的精神。一位曾在这次战争期间服役于海上的军官在其一本充满着冷静与明智口气的著作当中说道：
当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这些军官无功而返时，他们对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抵达罗得岛的人，会存有何种看法呢？
另外一名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军官，在下面的行文中谈及美国革命战争时，为这种思想进行了辩护：
有必要摆脱掉摄政时期与路易十五时代那种令人忧郁的偏见；然而，这其中充斥的不幸历历在目，以致于难以为我们的部长们所忘却。由于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本来足以震惊英格兰的舰队，减额到了令人觉得寒伦的地步。内阁小器吝啬，作茧自缚，由于为维持一支舰队所必需的经费的过度开支，必须下令海军统帅部维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似乎在战争中，半途而废的措施永远也不会招致灾难。因此，下达给我们编队指挥官的命令也要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不要去进行有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舰船损失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本来可以让我们的海军统帅们的指挥艺术以及我们的舰长们的勇气光彩夺目的不止一次的大捷，最终变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一种把海军指挥官不得动用其手中的力量确定为一项原则的制度，使得他们在抗衡敌军时就有了预先确定“承受而不是发动进攻”的目标。一项消耗道义力量以节省物质资源的制度，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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