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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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玻尔的努力遭到了冷遇，政治家不仅不理睬他的建议，反而怀疑他的用心。丘吉尔大发牢骚，指责下属怎会让玻尔混到这件事里来。由于苏联曾邀请玻尔访问和玻尔与苏联科学家的联系，丘吉尔甚至认为应该拘捕玻尔，至少要予以警告。一度流传的玻尔为苏联间谍的谣言，就是由此而来。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玻尔就离开了美国，当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时，他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可怕的是，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战后，玻尔仍继续为建设“开放世界”而呼吁，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努力。　1957年，他被授予福特基金会“原子为了和平”奖，美国总统出席了授奖仪式，这对当年他身受的冷遇和怀疑多少算是一点弥补。
　　同样际遇以后在“原子弹之父”奥根海默身上又重演了一次。
　　奥根海默，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第一任所长，第一颗原子弹主要研制者和组织者，据说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后，奥根海默深为遗憾，可他的遗憾与玻尔不同，他不是遗憾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而是遗憾德国比日本早投降了几个月。但很快，奥根海默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为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而担忧，他坚决反对美国首先研制氢弹，大力呼吁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与和平利用。为此，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奥根海默受到了安全审查，并被剥夺了安全特许权，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奥根海默事件”。
　　这样的境界，玻尔参与其事后能够达到，奥根海默经过曲折也终于达到，为何海森伯就一定不能达到呢？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1949年海森伯去美国访问，许多物理学家，包括那些参与洛斯阿拉莫斯计划的物理学家拒绝出席招待会，他们不愿与海森伯握手，亲自制成原子弹的手，不愿去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没制成原子弹的手。
　　
　　九
　　
　　对我们今天而言，海森伯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其实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哥本哈根》提供了海森伯三次叩门的可能选择，更重要的是，玻尔已经具有而海森伯可能具有的“第三种意图”在今天已成为一切善良正直的人的共同崇奉的信念。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仍未离我们远去。
　　在战后迅速形成的冷战格局中，在美苏两大国核竞赛、核讹诈翻云覆雨的争斗中，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始终如利剑悬在人类的头顶。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两极化格局突然终结，当基于意识形态分立而可能导致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渐趋消失，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逐渐以经济问题为主导而走向一体化，世界似已迈向欢快的新世纪时，核战争的阴影并未在蓝天白云下消散。
　　问题的实质并未改变多少，甚至更趋复杂。当世界处于两极化，拥有核武器的力量是明显的，维持均衡也是简单的。可今日世界，核武器已遍布全球，其对峙和平衡远不是意识形态分野所能明显区划的，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种族原因，还纠缠着领土、资源、历史，霸权和报复，欺负和抗争……核威胁离我们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
　　历史经验给人以智慧。《哥本哈根》可作为我们的起点。哥本哈根会面给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愚蠢而又危险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就是专制政府最擅于挑动和煽起的愚民蒙昧主义。在国家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之间，在政客的空洞叫嚣和千百万生命之间，何去何从，一目了然。对一切善良正直的人而言，这里不存在什么两难，不存在吊诡的民族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冲突，在其他问题诸如领土、贸易或大而化之的文化问题上，可能有，但在核武器问题上，绝没有。
　　爱因斯坦曾愤慨道：“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如果说，千百年来人类的无数战争有若干可冠以正义之名，在核武时代很难再有正义战争的可能。因为核战争的结局就是千百万生命的毁灭，乃至人类文明的毁灭和整个人类的消亡。
　　人的生命，整个人类的生命，这是所有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所有必须考虑利益的最后底线，是人类命运之所系，也是我们所有人当下的生命和安全之所系。
　　海森伯在叩门！
　　
　　附录：
　　玻尔文件的介绍
　　
　　玻尔文件，是指2002年玻尔文献馆公开发布的玻尔的11个文件，其中主要为玻尔写给海森伯却又未寄出的信及有关笔记。另有一封海森伯给玻尔的电报。所有这些文件贯穿着一个主题，即关系到1941年海森伯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两人会面交谈的内容。
　　为避免可能的版权问题，下面我将这些文件和玻尔文献馆的“介绍”摘要予以介绍和说明。需要预先声明的是，我是按照自己对这些文件英译的理解加以摘要以及介绍和说明的，很难保证没有错误。希望懂丹麦文的读者去关注原始文件，懂英语的读者去网站查看文献馆提供的英译文件。
　　
　　一、玻尔文献馆的“介绍”
　　
　　1941年9月，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来到纳粹占领下的丹麦，对尼尔斯·玻尔作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最近不仅成为史学家而且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主题。这一兴趣特别被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所刺激，此剧将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这次会面作为它的出发点。更为特别的是，此剧重新激起并加深了业已存在的科学史家之间有关海森伯去哥本哈根的原因和会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等问题的激烈争辩。涉及到玻尔从未寄出的有关那次会面的一封给海森伯信的草稿。
　　这份草稿是玻尔家属几年前存放于玻尔文献馆中的十一个文件之一。这些存放的文件是玻尔或口授或书写，都是有关1941年那次会面的。除一封海森伯的来信外，它们都是信的草稿或私人笔记，从不曾成为一封信的样式的最终产品，既不曾寄出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公布。为此，文件存入时即附有条款，它们只能在玻尔死后五十年即2012年公开。到目前为止，有关1941年会面的唯一可得到的源于玻尔家属的探讨，就是玻尔儿子奥格·玻尔写于1964年的“战争年代和由原子核武器引发的前景”那篇文章。
　　奥格·玻尔是玻尔的儿子，物理学家，197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唯一的例外其实不能算是例外，因为按上段文章意思，这“唯一”似乎是利用了玻尔文件，而奥格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用。奥格此文被选人由Stefan　Bozental编的《尼尔斯·玻尔：朋友和同事所见的生活和工作》一书，其中涉及到海森伯1941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只有两段：
　　（一）战争爆发后，特别在丹麦被占领后，留在哥本哈根的我们在追随同盟国原子能领域研制上完全断了联系。然而，却传来了德国在这方面研制的各种谣言，有关德国极端强调原子能军事利用可能性的这一想法，更被沃纳·海森伯和魏茨泽克1941年秋天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所加深。他们来哥本哈根是为其他事，但在与我父亲的私人谈话中，海森伯提出了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问题。我的父亲很少说话并表示了他的怀疑，因为必须要克服很大的技术难题，但我的父亲有一种印象，即海森伯认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新的军事利用的可能性将决定战争的结局。
　　（二）在罗伯特·容克撰写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书中宣称，德国物理学家提交了一份秘密计划给我父亲，目的是通过与同盟国同行双方达成一致，来阻止原子武器的发展。这一说法没有事实的基础。因为无论海森伯的访问，还是以后容克书中也提到的德国物理学家廷森对哥本哈根的访问，都没有提到过任何这样的计划。相反，正如前所述，在占领期间与德国物理学家极其稀少的联系只是加深了这个印象，即德国当局极端强调对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重要性。
　　从第一段来看，像是奥格利用了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但这也可能是玻尔生前告知奥格的。第二段中所提到的“计划”，玻尔文件中不见有任何驳斥，可能玻尔认为这是“小说家言”无须认真对待，他只想和海森伯讲明事实真相。
　　“介绍”接着说明，玻尔家属“决定解除存放五十年的规定”，是受公众高度兴趣的推动，也为避免更多的误解。而决定提前发布文件并不是无前例的，以前也有过，一是1998年将一部分家庭通信公布，另外就是公布“玻尔政治论文”，论文中包含一个1954年3月21日的文件，其中，玻尔对他1941年的那次会面作了简要记述。这个文件出于玻尔口述，由玻尔另一个儿子艾里克·玻尔笔记：
　　1940（最后一个数字应更正为“1”，页边添加有一注“似平41！”）年夏天，海森伯和魏茨泽克来访，参加在Norre　Alle德国机构的原子物理学会议，此会U．I．T．F（玻尔研究所正式名称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此为全称的缩写——张桂华注）无人出席。在海森伯充满信心的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原子武器的准备。玻尔立即努力想将此通过瑞典告知英国（然而，正像玻尔以后在英国所知，瑞典朋友做得极其拙劣，以至这一报告并未被伦敦所理解）。
　　“介绍”接着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作了背景简介，然后就是对这整个十一个文件的分类说明。
　　
　　二、每个文件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文件，就是那封著名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海森伯：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从信的开门见山，可知玻尔写信完全是由容克的书、尤其是书中摘录的海森伯的信所激起。海森伯写给容克的，严格说不是信而是一份备忘录。玻尔这封信虽没有写明时间，但可判断写于1957年末或1958年初，因为容克的书的丹麦译本于1957年出版。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它发生在对留在丹麦的我们来说是
　　那样一个悲痛和焦虑的背景之下。它特别给玛格丽特和我，以及你和魏茨泽克两人对之讲话的研究所每一个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你们表达了关于德国将赢得战争的明确的信心，因此，对我们而言，如果坚持对不同的战争结局的希望以及对德国所提供的合作不予理会，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我听了这些没有说话，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大事。
　　对玻尔的沉默，海森伯在备忘录中解释为“震惊”，玻尔在此作了驳斥，指其为“是十分离奇的误解”，因为早在三年前，玻尔就知道铀235、238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并举例证明，自己两年前还在英国做过一次公开讲座。玻尔指出，如果说“震惊”，那不是因为原子弹是新闻，而是因为知道了德国正积极参与发明原子弹的竞赛。
　　下面一段话可能令人费解：
　　此外，当时我一点不知道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走得有多远，我只是在第
　　二年，当被告知丹麦的德国占领军准备逮捕我，我出走到英国以后才知道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似可推断，海森伯当年曾问及玻尔这个问题，玻尔作了否定的回答。玻尔这里再次说明，自己当年没说假话而是真的不知道。可照此说法，如果玻尔当时知道，可能就不作否定的回答？对此，我们无法追究，只能理解为，这是玻尔出于一个科学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郑重向海森伯说明实情。
　　下面玻尔提到，虽然他自己以及研究所同事反感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态度和立场，但他仍然能理解海森伯的好意，海森伯和魏茨泽克的访问“是为了使你们自己确信我们没有受苦并在我们危险的处境下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们。”
　　这封信原本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但因为此书已在丹麦报纸上引起轰动，我